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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不是录音带，也不是U盘，而是一张纸条。纸条折得很整齐，只有巴掌大小。

李东沐拿起纸条，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有力：“材料已收到。请李东沐同志耐心等待，组织会给他一个交代。”

没有署名，没有抬头，什么都没有。但那个字迹，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道。李东沐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指微微发抖。

“这是谁写的？”

老郑倒了一杯茶，一口喝干，擦了擦嘴：“我那个老同学看了材料之后，打了一个电话。

打完电话，他写了这张纸条给我。他说，让李省长放心，东西已经送到该送的人手里了。让他在北京安心等着，不要轻举妄动。”

“他打给了谁？”

老郑摇头：“他没说。但他打完那个电话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你知道怎么不一样吗？”

“他哭了。六十二岁的人了，打完电话，坐在沙发上，哭了。他说了一句话——‘老郑，东阳的老百姓，等了太久了。’”

李东沐的鼻子一酸。他把那张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内袋里，和那个已经空了的录音带壳子放在一起。

“老郑，谢谢你。”

“别谢我。”老郑摆摆手，“我这辈子没做成什么大事。年轻的时候当记者，想写点有分量的报道，写了三十年，没写成。退休了，来盛京带孙子，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做这么一件事。”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拿出一瓶白酒和两个杯子，放在桌上。拧开盖子，倒了两杯，酒香立刻弥漫开来。

“喝一杯。暖暖身子。”

李东沐端起杯子，和老郑碰了一下。酒是烈的，入口像一团火，从喉咙烧到胃里。他很少喝酒，但这杯酒喝下去，整个人都暖和了。

老郑一口干了，又倒了一杯。他端着杯子，看着窗外的夜色，忽然说：“李省长，你知道吗？我当年在东阳当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一个老人。那个老人七十多岁，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三十块钱。我问他，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出来干活？他说，儿子下岗了，儿媳妇病了，孙子要上学，不出来干活怎么办？”

他喝了一口酒，声音低沉下去：“后来我查了一下，他儿子原来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效益很好。后来那家企业被改制了，卖给了一个私人老板。那个私人老板，是顾云鹤的小舅子。企业改制之后没两年就倒闭了，几千个工人下了岗。那个老人，就是其中一个工人的父亲。”

他放下杯子，看着李东沐：“我查了半年，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把来龙去脉都写清楚了。稿子送上去，被压了下来。主编找我谈话，说‘这个稿子不能发，上面有指示’。我问上面是谁？他说‘你别问了，总之不能发’。后来我又写了几次，每次都被压下来。再后来，我就被调去管资料室了。”

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