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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欣踩着路边的石子,眉头拧得紧紧的,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乱晃:“这就奇了,偷什么不好,专偷这些不值钱的破刀?难道凶手还缺这几件家伙什?”
何锋望着街对面那排斑驳的墙,墙皮剥落处露出里面的黄土,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他沉默不语,指间的烟燃到了尽头,烫得指尖发麻才猛地回神。线索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本以为能顺着线找到放风筝的人,没承想风一吹,线就断了,风筝飘着飘着,连影子都没了,只剩下满手空茫。
傍晚时分,天色灰蒙蒙的,像蒙了层湿布,压得人喘不过气。王淑兰还是被邻居搀扶着去了趟殡仪馆。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磨出了毛边,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眼神直勾勾的,从进门起就死死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得几乎要嵌进肉里。可当盖在死者身上的白布被掀开时,她只看了一眼,就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那声音像被捏住脖子的猫,尖锐得刺破了殡仪馆的死寂,随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死者的面部被毁得实在太彻底,皮肉外翻,根本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别说辨认容貌,连基本的轮廓都模糊不清。最终,确认身份的事还是落了空,只留下满地狼藉的哭声和医护人员匆忙施救的身影。
何锋和马欣回到公安局时,办公楼的灯已经亮了大半,橘黄色的光晕透过窗户洒在院子里,映着地上的积水泛出冷光。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调查回来的同事,一个个眼窝发黑,衬衫皱得像咸菜干,有人靠在墙上就打起了盹,头一点一点的,连呼吸都带着浓重的疲惫。办公室里,桌上堆着一摞摞的笔录,纸页边缘都被翻得起了卷,烟灰缸里的烟蒂满得溢了出来,散落的火柴梗像一根根细小的骨头。
何锋刚拿起笔,准备整理这一天的线索,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噔噔”作响,由远及近。局里的老领导带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那男人约莫四十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脸色铁青,眉头拧得像个解不开的疙瘩,一进门就把文件袋往桌上一摔,“啪”的一声震得桌上的搪瓷杯都跳了跳,水洒出来溅湿了半张笔录纸。
“何锋同志!”男人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像烧红的烙铁砸在地上,“这件事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城墙根那片都传遍了,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是报复杀人的,有说是流窜犯作案的,还有人编出了‘刀妖’的瞎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夜里都不敢出门,连菜站的早市都没人敢去了!”他指着窗外,语气越发严厉,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上面的人很不高兴!现在正是抓治安的关键时候,出了这种事,怎么给老百姓交待?怎么稳定人心?”
何锋站起身,脊背挺得笔直,蓝色警服的领口系得严严实实:“是,我们正在全力调查,已经排查了周边三个街道,走访了五十多户人家。”
“全力?”男人冷笑一声,笑声里带着浓浓的嘲讽,“全力调查到现在连凶器都没找到?死者身份都没确认?我告诉你,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十天!十天之内必须破案,把凶手绳之以法!不然别说我,就是局里的老领导,也没法给上面回话!”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满室疲惫的警员,语气稍缓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资源我们给,人手我们调,市局的痕迹专家明天就到,但案子必须破!明白吗?”
“明白!”何锋的声音掷地有声,尽管眼底的血丝已经爬满了眼白,像一张细密的网,“保证完成任务!”
男人没再多说,转身就走。黑色皮鞋踩在光滑如镜的水泥地上,发出“噔噔、噔噔”的声响,节奏沉稳却带着千钧之力,像重锤似的一下下敲在办公室每个人的心上,那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让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门被“砰”地带上的瞬间,办公室里彻底静了下来,只剩下墙上的挂钟在不知疲倦地“滴答、滴答”走着,秒针移动的细微声响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每一声都像是在为这紧迫的十天倒计时,敲得人太阳穴突突直跳,心里发紧。
马欣望着何锋紧绷的侧脸,他的下颌线绷得像根即将断裂的钢弦,连带着周身的空气都透着一股化不开的凝重。她默默拿起桌上的笔录本,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这是近三天走访得来的所有线索,纸张边缘被反复翻阅得起了毛边。不管这条线索有多渺茫,这十天,他们都必须跟时间赛跑,跟那个藏在暗处的凶手赛跑,一步都不能慢,一丝一毫的懈怠都容不得,否则就是对受害者的辜负。
何锋深吸一口气,胸腔里像是灌了铅,他缓缓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却带着不容动摇的坚定:“是,我明白了。十天之内,一定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话音落下,他心里却像压了块千斤重的石头,沉甸甸地坠着——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背后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喊,容不得半点差池。
领导走后没多久,马欣和赵磊就快步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几分急切,眼底还残留着刚才被训斥的紧张。马欣率先开口,语速飞快:“何局,刚才值班室来电话,说有个住在城墙根附近的大爷来反映情况。他说案发那天凌晨四点多,起夜时在城墙根的小路上,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推的是辆二八大杠,后座鼓鼓囊囊的,用深蓝色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看着像是捆了什么长条状的东西,轮廓硬邦邦的。那人穿件黑色棉袄,戴顶灰扑扑的前进帽,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压根看不清长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