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韩信所说，蒙恬的使命不是去改变百越村落的风俗的，移风易俗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理。

叔孙通说商鞅立木建信，当然在变易风俗方面有效，但前提是要把南国的这些村落，纳入到帝国行政系统，让行政成为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这件事有难度，别说在百越地区，哪怕在关中地区，行政也没有成为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黔首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几个关心朝廷律法，有几个知道当今天子的名姓？

甚至几百年后，武陵郡的桃花源被外人误入，才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秦末避祸人聚居的乡村，对后世朝廷更替一无所知。

这就是所谓皇权不下县。

这个时代，行政所能构建的网络是极为粗疏的，朝廷派出的官员只能到达县一级。一个县令一生都未必能了解自己辖区内所有的村落。自然经济体系下，除了交税，普通百姓和朝廷之间就没有什么来往。教化、法律不可能渗透到全部乡村。

相当多地区，基层的乡村仍然是靠着乡规民约自治管理。宗族族长、乡村的长老自动构成乡村管理系统。在这样的村子里，甚至一切行为都可以绕开秦法。无论是将偷情男女沉塘，还是杀害过路商旅瓜分他们的财产，只要无人告发追索，这些事情做了也就做了。

在没有强力皇权的这些村落，一样习俗甚至可以持续千年。任何一个谣言，重复几年之后都可能变成一项亘古不变的传统习惯——比如立人头桩求乞丰收这种事情。稍微有逻辑就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来源的巫术信仰。但是什么东西一旦成为信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讲道理。

这些蛮荒乡村的陋俗，蒙恬也罢、所有这些秦人军队也罢，当然是看不惯的。但是看不惯也罢、看得惯也罢，这支秦军的使命不是普及新风俗，而是消灭那个盘踞在番禺的叛乱政权。而不是撒芝麻盐一样混入帝国，去改变风俗。

因为蒙铠百人队遇袭，大军暂时停下，对周边五里之处进行清剿，就只是一个小规模、低烈度的清理行动，就只是对过于靠近大军的各种势力的一个警告——不要靠近大军、不要侵害大军、不要与大军为敌，否则碾死你和碾死草虫没什么区别。

那个食人村落被三个百人队包围屠灭。秦军焚烧了整座村落的建筑、木鼓，斩断了所有人头桩。安葬了遇难的秦军斥候，然后把这座村落一把火烧个精光。立了一块木牌，以秦篆书写说明了这个村庄恶俗和罪行，重申秦法的态度和秦军处置的理由，大军就继续前行。

军中不止有武夫，也有各种文职人员，军中能够吟诗作画的人不在少数，行营将这个越人部落人头桩、分食尸体的场面描画下来，也将大秦朝廷诛灭野蛮不臣之地的檄文编辑在一起，套色石印成传单，用旋翼机携带，直接在大军行进沿线的村落和城镇上空投洒，宣布大秦天军是播撒文明、解救苦难、屠灭邪恶的神圣部队。

因为南越国拥有过大的战略纵深，所以这些传单暂时还不能在番禺、合浦上空投洒。这让蒙恬很不快。不过即便这样，传单已经洒满了横浦关一带的关隘和边境城镇，南越国已经人心惶惶了。

这是心战。

对外的心战就是对百越之民——尤其是大秦移居到百越的居民。能认读秦篆的百越居民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