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包麟，这位能操一口流利汉语官话与粤语的资深外交官，对这个古老国度的肌理与脾性有着深刻认知。

他深知，对付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上策是促其内耗，分而治之，而非亲自下场。

上一次联合舰队的试探规模有限，他未曾明确反对，但心底里，他认同密迪乐的看法。

可如今……木已成舟了。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声音里透着无奈：

“托马斯，恐怕……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议会和舆论，绝不会允许我们对这种公开的羞辱，保持沉默。”

“即使我们明知前面可能是陷阱，明知那萧云骧正盼着我们如此……”

“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是把我们的判断，最充分地呈报给本土。”

密迪乐沉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包麟说的是事实。

个人理智，在国家机器的非理性冲动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两人不再多言，即刻统一口径，共同拟定了一份极其详尽的报告。

当天下午，动用了帝国最快的信使舰，以接力的方式，将这份关乎远东命运的急件，火速送往伦敦。

路线是既定的：港岛至印度，转埃及上岸，由陆路疾驰至亚历山大港，再换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直抵泰晤士河。

若一切顺利，这份报告，将在四十天内，摆上伦敦决策者的案头。

公务既毕，密迪乐与亚瑟、赫德一同走出总督府。

他的心情，比来时更加沉重。

那些缜密的分析、对复杂局面的洞察、基于帝国长远利益的深思熟虑，在民粹的狂潮，与非理性的怒吼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他想起萧云骧在书房里，看他的最后一眼，深邃难测；

回想对方每一个看似鲁莽、实则精准的举动。

此刻，他几乎确信，沪上那场精准引爆的舆论风暴，定然是萧云骧在棋局中落下的一子。

这个东方对手，不仅要激怒不列颠，更要借着舆论之手，逼不列颠在愤怒与仓促中，放弃外交周旋，踏上那条他最希望看到的对抗之路。

而他，托马斯·密迪乐，这个试图看清全局、竭力避免国家卷入远东巨大漩涡的人，却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真正的弈棋者隐于幕后，冷静落子。

而他这个尽忠职守的棋子，却要承受所有的诋毁，成为这场风暴中第一个祭品。

一股无边的孤独与悲凉，淹没了他。

他望向山下。

维多利亚港，依旧船来船往，帝国的军舰，在夕阳下闪着冷光，远处海面平静无波。

但在他眼中，这些象征着无上荣耀与力量的庞然大物，正被一股来自东方腹地的、无形的暗流牵引着，航向一片吉凶未卜的迷雾深处。

两月后，伦敦城。

泰晤士河上的工业烟雾与水汽黏稠地混合，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罩子。

当来自东方的邮轮终于靠岸，那则消息如同投入火药库的火星，瞬间引爆了伦敦因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而稍显倦怠的政治气氛。

《每日电讯报》一马当先，几乎全文照搬了《北华捷报》的报道，配发的社论标题，犹如战鼓：

“帝国的耻辱与复仇！”

文章厉声抨击内阁的“迟疑不决”和“不可原谅的软弱”，将西军的行为，定性为“对文明世界的悍然挑衅”，

强烈要求即刻派遣一支：“足以碾碎任何东方抵抗的远征军”，以雪前耻，解救同胞。

保守党控制的报刊闻风而动，迅速将此事件，打造成攻击执政的辉格dZF的利器。

在庄严却权力式微的上议院，保守党领袖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起身发言。

这位家世显赫、举止间带着世袭贵族特有威仪的政客，手中扬着一份《北华捷报》，洪亮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

“诸位勋爵！请允许我读一读这份从远东带来的报纸，它的标题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每一个不列颠人的脸上——《密迪乐领事与远东恶魔的密谈真相》！”

他停顿一下，让耻辱感在会场弥漫。

“我们一位受过女王陛下委任的领事，在谈判桌上遭遇了何等的奇耻大辱！”

“对方，一个自封的叛军首领，竟然提出如此侮辱性的条件！”

“而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我们代表的回应，据这份报道描述，是‘软弱无能’和‘屈从’！”

他将报纸重重拍在桌上。

“现在，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文明世界。”

“在巴黎、在华盛顿、在柏林、在维也纳，那些外交官们，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我们？”

“他们只会看到一个事实：不列颠的荣誉在远东被公然践踏，而伦敦的回应——”

他戏剧性地指向，代表女王陛下ZF出席的枢密院大臣，

“——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