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掌很稳，温度透过薄薄的衣衫传来。我点头，心里默默许愿：要长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压死驴”是我最不喜欢的游戏。我总是输，总是那个弓着腰、扶着墙、被当作“驴子”的人。河南骑上来时最重，像一座山压下，我几乎喘不过气。我拼命摇晃，他却抓得紧紧，笑声在耳边轰响。最终我腿一软，膝盖磕在地上，火辣辣地疼。

“又输了！”河南跳下来，拍拍手。

我揉着膝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泽光走过来，把我拉起来，检查我的膝盖。

“破了。”他皱眉，然后转向其他人，“以后不带他玩这个。”

“为什么？”河南不服。

“他太瘦，禁不住。”泽光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要玩就换人当驴。”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保护。就像他会在我弹玻璃球时，悄悄把我的球往坑边拨一点；会在玩“糊泥巴”时，把他赢来的黄泥总是用厚厚的黄泥片盖住我的黄泥豁口，能让我跟他们多玩一会儿。

“糊泥巴”是门技术活。我们把黄泥和得像面团一样光滑，再搓成碗状。泽光总是那个能把“碗底”摔出最大口子的人。“砰”一声闷响，泥碗在石板上炸开，裂缝如蜘蛛网般蔓延。

“补！”他得意地指指口子。

其他人哀叹着，从自己的泥团上揪下一块，压成片，小心地填补那个巨大的缺口，不让口子露出来。泽光的泥团总是越来越大。

“给你，捏个小人。”他说。

我坐在压水井旁，捏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小泥人。泽光看了一眼，说：“像你。”

我笑了，把泥人放在阳光下晒干。那个泥人后来裂成了碎片，但那个下午的快乐，却一直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

最激烈的游戏是“撞拐”。分成两队，单腿跳着，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互相撞击。泽光当队长时，会巧妙地把我和瘦弱的明杰分在不同的队，然后安排我们俩“对撞”。结果往往是我俩撞在一起，同时失去平衡，跌坐在地上，看着对方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和河南对撞。他像头小牛犊般冲来，我躲闪不及，被撞得向后仰倒，后脑勺磕在地上，“咚”的一声闷响。

世界黑了片刻。耳鸣嗡嗡，视线模糊。我听见惊呼声，然后有人把我抱起来。

是泽光。

“怎么样？看见我手指吗？”他的脸在我眼前晃动，手指竖着。

我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害怕。

“没事，”他抱着我往家走，“就磕了一下。男子汉不哭。”

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是阳光、汗水和肥皂混合的气息。我把脸埋在他肩头，小声抽泣。他拍拍我的背，脚步稳当。

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已经躺在自家床上。母亲说是泽光送我回来的，还叮嘱她注意我有没有呕吐。窗外暮色四合，孩子们玩耍的声音隐约传来。

我爬起来，走到窗边。泽光正领着大家在玩“电报取消”，他的身影在暮色中依然清晰。仿佛察觉到我的目光，他抬头看过来，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手，心里有什么东西悄然落定。

那些游戏如今早已失传，像失落的古老仪式。我们曾为之痴迷的规则、技巧、胜负，在大人眼里不过是孩童的胡闹。但我知道不是。

在“骑马抢将”里，我学会了信任与被信任；在“夹拉爬”中，我明白了团结的重量；在“压死驴”的失败里，我懂得了保护弱者的意义；在弹玻璃球的专注里，在糊泥巴的创造里，在撞拐的碰撞里，我一点点拼凑出世界的模样，拼凑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而高泽光，他是那个世界的引路人。他未曾说教，只是带着我玩，在我踉跄时伸手，在我受挫时庇护，在我够不着时将我举起。

多年后，当我已成大人，在城市的霓虹下奔波疲惫时，某个夏夜的风会突然带来黄泥的气息，某个孩子的笑声会让我恍惚驻足。我会想起那个骑在脖子上的下午，想起单杠下仰望的视角，想起摔泥巴时的“砰”声，想起他手掌的温度，想起他说“等你再长高一点”。

我没有长成他那样高大挺拔的男子。但在我心里，有一部分的自己永远骑在他脖子上，视野开阔，风声过耳，相信只要抓紧，就永远不会跌落。

那个夏天，高泽光不止是高日辉的哥哥。他是我童年时光里，一束不曾倾斜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