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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太太说的“过几天”，过了整整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去69号别墅浇花、上香。花开了一批又落了一批，新的花苞又从叶子底下冒出来，挤挤挨挨的，像是怎么都开不完。神龛上的香灰积了一层又一层，我隔几天就得倒一次。佛珠戴在手腕上，檀木珠子蹭着皮肤，时间久了，也就不觉得硌了。

林雨每天来保安亭，有时候带饭，有时候带水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着陪我。我们把那三个空牌位从桌上收进了抽屉里，可抽屉没锁，随时都能拉开看看。

黄涛跑完一趟长途，回来歇了两天。他瘦了，也黑了，可精神好了不少。眼睛里有光了，不像以前那样灰蒙蒙的。他坐在保安亭里抽了一根烟，喝了两杯水，说了几句话。

“陈老太太还没回来？”他问。

“快了。她说过几天。”

“她说的‘过几天’，你得按半个月算。”

我笑了笑。黄涛也笑了笑。他站起来，把烟掐了，走到门口。

“走了。下趟活儿催得紧。”

“路上小心。”

“嗯。”他推开门，又停下来，“对了，阳剑给我打过电话。”

我的手紧了一下。“他说什么？”

“说他在广西，在一个果园里帮忙摘果子。说他挺好的，让你们别惦记。”

“他没说要回来？”

“没说。不过他说了一句话——‘南山别墅的天，晴了吧？’我说晴了。他挂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黄涛的背影消失在路尽头。天确实是晴了，蓝汪汪的，一丝云都没有。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连风都是温的。

又过了几天，我正蹲在69号别墅院子里浇水，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

“小子。”

那声音沙沙的，像砂纸在木头上磨。我猛地站起来，转过身——

陈老太太站在院门口，竹斗笠戴在头上，竹篮拎在手里，佝偻着背，笑眯眯地看着我。她身后还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头发扎着，脸圆圆的，眼睛很亮。

“老奶奶！”我叫了一声，水管都忘了关，水哗哗地淌了一地。

“老太婆说了过几天就回来。你急啥？”她走进院子，把竹篮放在石桌上，“花浇得不错，没死。”

“这谁？”我看着那个女人。

女人笑了。那笑容我熟悉——眼眯成一条缝，嘴角往上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得意劲儿。

“鼠爷。”她说。

我愣住了。

“鼠爷？”

“嗯。向梅。”她伸出手，在我面前摊开。手指粗粗短短的，指甲修得很整齐，虎口有一层薄茧。可她的无名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握了四十多年爪子，突然变成手指了，还不习惯。

“你——你的手——”

“还不太会拿东西。前几天拿筷子，掉了三回。”她把手缩回去，搓了搓，“陈奶奶说多练练就好了。”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圆脸，大眼睛，鼻子有点塌，嘴唇厚厚的。乍一看就是个普通的东北女人，扔人堆里找不着。可她的眼睛不对——那双眼睛亮得吓人，跟土拨鼠时一模一样，像两颗烧红的炭。

“你还记得我？”我问。

“废话。”她翻了个白眼，“鼠爷——不，我又不是失忆了。魂换了身体，脑子还是那个脑子。”

陈老太太从竹篮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个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大块冻豆腐，几根血肠，一袋酸菜，还有一小瓶蜂蜜。

“向梅她妈让带的。说她闺女在东北住了四十多年，多亏你们照顾。”陈老太太顿了顿，“她妈八十多了，身体还硬朗。闺女回来了，哭了一场，然后就开始骂，骂了半个小时不带重样的。”

向梅撇了撇嘴。“我妈就这样。说了四十多年的话攒着呢，全倒给我了。”

我站在院子里，左手提着水管，右手拎着布包，看着她们俩。阳光从头顶上浇下来，照在陈老太太的竹斗笠上，照在向梅的灰棉袄上，照在院子里那些花上。红的、紫的、白的，开得乱七八糟的。

晚上，林雨在保安亭里用电磁炉煮了一锅酸菜炖血肠。锅不大，咕嘟咕嘟地冒泡，酸菜的酸味混着血肠的肉香，把整个保安亭都熏透了。陈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把佛珠从手腕上取下来，搁在桌上，端起碗喝了一口汤，眯着眼睛。

“东北的酸菜，跟老太婆腌的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向梅问。

“你们那酸菜酸得冲，老太婆腌的酸得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