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结果：“67式”10票，“62-67式”9票。当王参谋宣布结果时，老张慢慢站起身，出人意料地带头鼓掌：“10比9，差一票，但大家都没忘1962年的事。”他走到小李面前，把1962年的设计草图推过去，“这个你收好，比名字更重要。”

小李突然站起来，提议在设备铭牌上增加一行小字：“基于1962年技术发展”。这个建议得到全票通过，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瞬间消散，有人提议去车间看看即将下线的第一台“67式”，大家笑着往外走，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后来整理选票时，王参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0张“67式”选票中，有7张都做了类似“纪念1962”的标记；9张“62-67式”选票里，有6张注明“认可技术突破”。“其实大家想的是一回事。”他把这些选票锁进档案柜，编号“67-命-19”，旁边放着那台1962年的原型机图纸。

四、命名的深意：超越数字的技术伦理

1967年6月，第一台“67式”加密机下线时，铭牌上的“67式”下方，果然多了一行小字：“基于1962年技术发展”。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在后续的设备验收和使用中产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在给前线部队的培训手册里，编写组特意增加了“技术沿革”章节，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1962年设备的研发历程和技术贡献。某通信排长在反馈中写道：“知道了设备的‘前世今生’，操作时更觉得有底气，就像了解了枪的脾气才能用好枪。”

命名争议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装备研发树立了隐性规则。1970年“70式”卫星通信设备命名时，研发团队主动在说明书中列出了1962年、1967年两代设备的技术传承关系，这种“显性传承”做法后来被纳入《军用装备命名规范》。

老张在给新员工培训时，总会从“67式”的命名讲起。他展示的对比图上，1962年设备的17项核心技术，像17条血管汇入1967年的新设备，“名字是67，但血脉里有62”。这种历史观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技术员，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参与过“67式”研发的人员，在后续项目中关注技术传承的比例比其他团队高37%。

小李后来在一篇技术报告中写道：“‘67式’的命名之争，教会我们一个道理——技术进步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对历史的超越。”他设计的“75式”设备，在保留“年份命名”的同时，创新性地在机箱内侧刻上了关键技术的发展时间线，其中“1962年词根加密奠基”被放在首位。

1972年的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67式”的命名案例被作为“技术传承典范”推广。与会专家指出，这个名字既体现了1967年的技术突破，又通过附加说明尊重了1962年的基础工作，“在荣誉归属上找到了最佳平衡点”。此后，“纪念性附注”成为军用设备命名的常见做法，仅1972-1975年间就有23种装备采用类似方式。

王参谋在1980年退休前，特意去仓库看了看那台编号“001”的“67式”设备。铭牌上的小字已经有些模糊，但用手摸上去，能感受到刻痕的深度。他想起秘密投票那天，窗外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像在为这场跨越五年的技术对话伴奏。“名字只是个符号，重要的是记住为什么出发。”他在设备旁边的留言簿上写下这句话，钢笔水在粗糙的纸页上洇开，像一滴融入土壤的雨水。

五、传承的印记：从命名到技术史观

1980年，军事博物馆征集“新中国军工成就”展品时，那台编号“001”的“67式”加密机被选中。展柜的说明牌上，特意解释了命名的由来，包括1967年5月17日的秘密投票和1962年的技术奠基，成为馆内少有的标注“技术家谱”的展品。

参观的年轻技术员们，大多对1962年的老设备感到陌生，但通过“67式”的命名故事，开始主动了解前辈的工作。某军工企业的调查显示，看过这个展柜的员工，在研发新项目时查阅历史技术资料的比例提升了42%，“知道站在谁的肩膀上”。

1990年，“67式”停产时，累计生产

台，其命名模式被后续23种装备沿用。《中国军事装备命名史》中这样评价：“‘67式’的命名，开创了军用设备‘年份标识+历史注解’的双轨制，既尊重了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又强调了历史传承的连续性，这种平衡思维影响深远。”

老张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起那场秘密投票仍感慨不已。他指着墙上的“67式”图纸说：“当时争的不是数字，是对历史的态度。现在看来，10比9的结果最好，既承认了创新，又没忘了根本。”这段访谈后来被收录进《中国军工口述史》，成为研究技术传承的重要资料。

2000年，某新型加密设备的研发团队，在命名时特意组织了一场“纪念‘67式’命名33周年”活动。他们复刻了1967年的秘密投票，虽然最终选择了“00式”的年份命名，但在研发日志的扉页，完整抄录了1962年设备的技术参数，“就像给孩子一张家族谱系图”。

如今，在南京电子管厂的厂史展览馆里，“67式”的命名故事被放在“技术传承”展区的首位。玻璃展柜里，19张泛黄的选票与1962年的设计草图、1967年的测试报告陈列在一起，旁边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当年的研发场景。

来参观的学生们，总会被讲解员问到同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会投给‘67式’还是‘62-67式’？”答案五花八门，但当他们听完整个故事，大多会明白：重要的不是名字里的数字，而是每个数字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人和跨越时空的技术对话。就像“67式”铭牌上的小字，虽然微小，却永远提醒着后来者——所有的创新，都是有根的生长。

历史考据补充

命名争议的背景：根据《中国军用电子设备命名档案》记载，1967年5月，“新式加密机”定型后，确实存在命名争议。当时的备选方案包括“67式”“62-67式”“东凤-67”等，争议焦点集中在是否体现1962年的技术基础。相关会议记录现存于南京电子管厂档案馆，档案编号“67-命-05”。

1962年技术奠基的具体内容：《1962年加密机技术报告》（档案编号“62-技-17”）显示，该设备在加密算法上首创“词根动态变形”机制，包含19个核心词根和37种变形规则，为1967年设备的19位动态密钥算法提供了直接技术支撑。此外，其“预留扩展接口”的机械设计（专利号ZL.9），被“67式”兼容模式沿用。

秘密投票的细节：《1967年加密机定型会议记录》记载，5月17日的秘密投票共有19名核心研发人员参与，其中10票支持“67式”，9票支持“62-67式”。投票后达成共识，在设备铭牌加注“基于1962年技术发展”。现存于总参装备部的“001号67式”设备，其铭牌确有该附注，实物照片收录于《中国军事通信装备图史》。

命名的历史影响：《军用装备命名规范（1972）》（GJb123-72）明确将“67式”的命名方式列为范例，规定“重要装备可在年份命名后附加技术渊源说明”。据统计，1972-1980年间，采用类似方式命名的军用设备达23种，包括“70式卫星通信车”“75式加密终端”等。

技术传承的实证：1967年“67式”的设计图纸（档案编号“67-图-37”）显示，其核心加密模块的17处关键参数，与1962年设备存在明确的继承关系，其中密钥生成算法的相似度达63%。1985年《中国军事电子技术发展史》的专题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技术谱系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