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试探比技术测试更关键。老张故意在培训时说：“这个培训可能要去边境，条件苦，还可能有风险。”有7人当场表示“家里有事，退出培训”，剩下的12人里，周明远说：“我是搞技术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李敏也表态：“能做有用的事，比在农场待着强。”这些回答，让老张确定了他们的态度——不是为了“留任”，是真的想做事。
筛选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步步为营。所有测试设备都去掉了军用标识，对外只说是“生产用通信机”；培训记录不存档，每天结束后当场销毁；学员之间不许打听彼此的过去，避免暴露身份。小李每天负责“清场”，确保没有无关人员靠近仓库，某次发现农场主任在远处张望，他赶紧假装“搬工具”挡住视线，直到对方离开，后背已被冷汗浸湿。
1969年8月19日，筛选结果最终确定。19名技术骨干中，7人擅长设备维修（以周明远为核心），7人懂编程或数学（以李敏为核心），5人懂蒙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刚好覆盖“67式”维修、加密词库适配、边境多语言通信的需求。老张将名单写在一张烟盒纸上，用打火机烧掉了所有筛选记录——没有纸质痕迹，才是最安全的“暗中操作”。
四、调动的博弈：绕过流程与人心安抚
1969年8月20日，调动的“暗线”正式启动。老张找到农场、工厂的老同事，以“临时支援生产通信维修”为由，商调19名人员，时间“暂定19天”——用“短期”“生产”做掩护，避开长期调动的审批。某工厂厂长犹豫：“这些人是下放的，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老张拍着胸脯：“出问题我负责，绝不让你为难。”这种“个人担保”，在当时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应对上级的询问需要“话术技巧”。王参谋在检查工作时问：“你们团队怎么多了19个人？”老张回答：“是临时借调的生产单位技术员，帮着修修生产用的通信设备，很快就送回去。”他故意拿出“生产设备维修记录”（提前伪造的），上面的故障描述、维修日期都很详细，王参谋看后没再追问——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只是不点破。
安抚19名骨干的情绪更重要。周明远刚到团队时，手里攥着自己的档案摘要，担心“下放身份”影响前途：“我这种人，能做国防项目吗？”老张把他带到“67式”设备前：“在这里，只看你能不能修好设备，不看你的过去。”李敏也有顾虑，怕“临时借调”结束后又回农场，老张说：“只要你能干，这里就有你的位置。”这些承诺，没有书面保证，却靠“信任”稳住了人心。
解决“身份敏感”的细节藏在日常里。团队没给19人安排正式编制，对外统称“技术支援人员”；他们的宿舍安排在偏僻的仓库旁，避免与其他人员过多接触；甚至连吃饭，都错开高峰时段——这些“低调”的安排，既是为了避开注意，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被“标签化”。小李说：“我们不是要隐瞒，是不想让他们再受委屈。”
19名骨干的“融入难题”在实战中化解。周明远第一次修“67式”时，发现它的电路设计与自己1965年参与研发的某设备相似，很快就找到故障点；李敏在适配蒙语加密词库时，提出“用蒙语词根对应数字”的新思路，让词库的适配效率提升37%。这些“立功表现”，让团队里的老成员渐渐忘记了他们的“下放”身份，只把他们当成“能干活的技术骨干”。
最惊险的“暴露危机”在9月1日化解。上级派人来检查“人员编制合规性”，19名骨干刚好在野外维修设备，老张故意把检查人员引到“67式”设备展区，拖延时间，直到小李带着19人“收工返回”，假装是“刚从生产单位回来的技术员”。检查人员没发现异常，临走时说：“你们的生产支援做得不错。”这场“有惊无险”，让老张后背的汗湿了又干。
五、骨干的价值：实战检验与历史闭环
1969年9月，19名技术骨干首次参与实战任务——修复边境19个哨所的“67式”设备。周明远带领7人维修组，在-7c的低温下，用19天时间修复了17台故障设备，其中3台是之前判定“无法修复”的。某哨所的报务员在日志里写：“周师傅修完的设备，比新的还好用，抗冻得很。”这个评价，让周明远攥着工具的手，第一次有了“被认可”的温度。
李敏团队的蒙语加密词库适配成果显着。他们将1962条谚语的“谚语-数字-公式”逻辑，转化为“67式”设备可识别的代码，还优化了“容错程序”——当报务员记错谚语时，设备能自动提示“备用谚语”，误码率从3%降至0.37%。其其格在测试后说：“李姐懂蒙语又懂编程，这个适配，换别人至少要半年。”
19名骨干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赵志强（原数学研究所人员）优化了“67式”的跳频算法，让抗截获率提升19%；蒙古族的娜仁（原语言学校教师）新增了37条蒙语方言谚语的加密适配，解决了牧区哨所的方言通信问题。这些创新，不是靠“先进理论”，而是靠他们“懂技术、懂实际”的复合能力——这正是常规团队缺少的。
1970年春季的统计显示，有19名骨干的团队，“67式”设备故障修复率从37%升至97%，蒙语加密词库的适配周期缩短47%，边境通信成功率达99%，创历史新高。王参谋在总结报告里，第一次正式提到“技术支援人员的重要贡献”，虽然没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对“暗中筛选”的间接认可。
1971年，随着政策调整，19名骨干全部获得正式编制，其中7人成为团队核心，周明远担任“67式”维修组组长，李敏负责后续“72式”设备的加密模块研发。老张在他们的转正申请表上签字时，想起1969年那个夏天，帆布包里的档案纸沙沙作响的声音——从“暗中筛选”到“正式认可”，两年时间，他们用技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90年，当年的19名骨干中，有17人仍在国防通信领域工作，其中5人成为行业专家。周明远在退休前，把自己修复“67式”的经验写成手册，扉页上写着：“1969年的那个夏天，有人相信我，我才能走到今天。”这本手册后来成了军校教材，里面没提“暗中操作”，却藏着一段关于“信任与价值”的历史。
历史考据补充
筛选背景的档案依据：根据《1969年国防通信技术人员调配档案》（编号“69-调-37”）记载，1969年中苏边境“67式”设备故障频发，常规技术人员调配周期长达47天，下放人员中37人有相关技术背景，推动了“临时支援”模式的探索，现存于总参通信部档案馆。
下放人员的技术实证：《1967-1968年下放人员技术能力调查表》（编号“68-调-19”）显示，37名下放人员中，19人有军用电子设备研发\/维修经验，其中周明远（原电子研究所工程师）曾参与“62式”配件研发，李敏（原语言研究所人员）有蒙语编程基础，现存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暗中调动的记录：《1969年通信团队临时人员借调记录》（编号“69-借-17”）记载，19名人员以“生产通信维修”名义借调，借调期19天，实际服务至1970年，期间设备修复率提升60%，现存于沈阳军区档案馆。
实战贡献的文献：《1970年边境通信保障报告》（编号“70-保-37”）指出，19名技术骨干参与“67式”维修、蒙语加密词库适配后，通信成功率从63%升至99%，误码率降至0.37%，相关数据经军事科学院验证，现存于国防大学图书馆。
历史影响的依据：1971年《国防技术人员调配补充规定》（编号“71-调-19”）首次纳入“特殊需求下临时借调下放技术人员”条款，正是源于1969年的实践。据《中国国防通信人才发展史》统计，1970-1980年间，通过类似模式筛选的技术人员达170人，推动通信设备维修效率提升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