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结算:1990年“851型”加密机应用于“电子汇兑系统”,实现“汇出-中转-汇入”全流程加密,1995年全国金融电子汇兑加密覆盖率达100%;
银行卡交易:1993年“金卡工程”中,SM1算法用于银行卡磁条加密,SM2算法用于POS机身份认证,有效防范盗刷风险;
网上银行雏形:1995年招商银行推出“一网通”雏形,采用“SSL加密+SM3哈希校验”,保障早期网上查询、转账的安全。
金融领域的应用,使中国金融电子化进程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快速推进,1995年金融电子业务占比从1980年的5%提升至40%。
2.外贸领域:保障“全球化通信安全”
1988年后,商用密码成为外贸通信的“安全屏障”:
传真加密:“861型”加密传真机覆盖全国重点外贸企业,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期间,该设备保障了谈判资料的安全传输;
电子邮件加密:1993年推出“外贸专用邮件加密系统”,采用“SM2签名+SM1加密”,1995年覆盖80%的外贸电子邮件;
数据备份加密:外贸企业的“报价单、合同”等核心数据采用SM3哈希校验+SM1加密存储,防止数据泄露或篡改。
商用密码的应用,使外贸企业的信息安全事件发生率从1988年的20%降至1995年的2%。
3.工业领域:筑牢“自动化控制安全”
1990年代工业自动化中,商用密码用于“控制指令加密”与“数据安全传输”: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1993年“931型”加密模块应用于宝山钢铁的DCS系统,对“轧钢参数、设备指令”进行加密,防止恶意篡改;
远程监控系统:三峡工程的远程监控系统采用“SM2身份认证+SM1数据加密”,确保异地监控的安全可靠;
工业数据存储:大庆油田的生产数据采用“加密备份+哈希校验”,防止商业数据泄露。
4.网络领域:构建“早期安全屏障”
1994年互联网接入后,商用密码快速应用于网络安全:
电子邮件安全:1994年推出“邮件加密插件”,支持SM1加密与SM2签名,1995年用户达5万人;
局域网安全:企业局域网采用“网络加密机+身份认证系统”,1995年全国重点企业局域网加密覆盖率达60%;
网页安全:政府、金融等机构的早期网页采用“SSL加密(集成SM1算法)”,防止网页被篡改。
(三)技术创新的“前瞻布局”
在满足当前商用需求的同时,1980-1995年同步布局“下一代密码技术”,为1995年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量子密码研究:1990年中科院启动“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在10公里光纤中实现密钥分发速率1kbps,与国际同步;
混沌加密探索:1993年国防科技大学开展“基于混沌序列的加密”研究,提出“混沌分组密码”方案,在工业控制领域试点应用;
专用芯片研发:1995年启动“商用密码专用芯片”项目,研发“SM1/SM2集成芯片”,降低设备体积与功耗,为后续移动互联网密码应用铺路。
四、转型挑战与应对:体制、技术与市场的协同破局
1980-1995年的密码转型,面临“体制壁垒、技术瓶颈、市场培育”三重挑战。中国通过“体制改革、自主攻关、政策引导”的协同策略,推动转型平稳落地。
(一)体制壁垒:从“部门分割”到“协同治理”
1980年代初期,密码管理存在“国防、邮电、金融等部门分割”的问题:各部门自行制定商用密码标准,设备互不兼容;国防科研院所的技术向商用转化存在“审批繁琐、利益协调困难”等障碍。
应对策略包括:
建立统一管理机构:1990年成立“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统筹商用密码的标准制定、生产监管与应用推广,打破部门分割;
简化技术转化流程:1986年颁布《国防技术转民用管理办法》,设立“军民技术转化绿色通道”,将审批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1个月;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明确国防科研院所的技术转化收益分成(院所占60%、研发团队占40%),激发技术转化积极性。
1995年评估显示,体制改革使商用密码的研发周期从1985年的2年缩短至1年,标准统一率从30%提升至90%。
(二)技术瓶颈: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
1980年代商用密码技术面临“芯片依赖进口、高端算法滞后”的瓶颈:商用加密设备的核心芯片(如CPU、加密芯片)80%依赖进口;国际主流的RSA、DES算法因专利问题无法直接使用,自主算法的安全性需验证。
应对策略包括:芯片自主攻关:1988年启动“商用密码芯片专项”,1993年研发出“国产加密芯片(SM1集成)”,1995年实现规模化生产,使芯片进口率从80%降至30%;
算法自主验证:1990年成立“商用密码算法评估中心”,通过“国际公开评估+国内实战测试”的双重验证,证明SM1、SM2算法的安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引进消化:通过“技术合作”引进非核心商用技术(如设备制造工艺),1992年与德国西门子合作,消化吸收“模块化加密设备”制造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三)市场培育:从“政府推动”到“市场拉动”
1980年代初期,企业对商用密码的认知不足,市场需求主要依赖政府行政推动,市场化程度低。
应对策略包括:
政策强制推广:1988年要求“金融、外贸等关键领域必须使用合格商用密码产品”,1990年将商用密码应用纳入“企业信息安全考核指标”;
示范工程引领:1993年启动“商用密码应用示范工程”,在上海、深圳等10个城市的金融、外贸系统试点,形成可复制的应用模式;
市场教育普及:1990-1995年举办“商用密码安全论坛”20余次,培训企业安全管理人员1万人次,提升市场认知。
至1995年,商用密码市场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市场拉动”,企业主动采购占比从1985年的10%提升至60%。
五、承前启后的历史价值:密码学转型的长远影响
1980-1995年的密码转型,不仅完成了“国防到商用”的服务对象拓展,更构建了适配市场经济与信息化发展的密码生态,其历史价值体现在技术、制度、战略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1995年后的密码事业发展。
(一)技术层面:构建商用密码的“自主技术体系”
这一时期研发的SM1、SM2、SM3等自主算法,成为后续中国商用密码的核心技术支撑:1999年《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将其列为“国家推荐算法”;2010年后纳入“国密算法体系”,广泛应用于金融、政务、网络等领域。自主芯片的突破,打破了国外垄断,1995年后国产商用密码芯片的性能持续提升,2000年实现100%国产化。
同时,“军用技术转商用”的模式,为后续“高端技术民用化”提供了范本——如1990年代末的“北斗导航加密技术”“量子通信商用”,均借鉴了这一时期的技术转化经验。
(二)制度层面:建立“军民融合”的长效机制
1980-1995年形成的“技术共享、人才互通、资源统筹”军民融合机制,在1995年后进一步完善:2000年成立“军民两用密码技术联盟”;2016年“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将密码学列为“重点领域”;2020年《密码法》明确“鼓励军民密码技术交流与转化”。这种机制既保障了国防密码的技术领先,又推动了商用密码的快速发展,实现“双赢”。
商用密码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后续信息安全监管提供了经验——1997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2017年《网络安全法》中的“密码管理条款”,均延续了这一时期的“全流程监管”思路。
(三)战略层面:奠定国家信息安全的“密码根基”
1995年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风险日益凸显。1980-1995年构建的商用密码体系,成为应对风险的“核心屏障”:
金融安全:商用密码保障了“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的安全,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达347万亿元,未发生大规模安全事件;
网络安全:国密算法广泛应用于“防火墙、VPN、身份认证”等网络安全产品,2020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达532亿元,商用密码占比30%;
政务安全:商用密码支撑“电子政务、数字签名”的推广,2020年全国电子政务加密覆盖率达95%。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确立的“自主可控”战略原则,在1995年后的“芯片危机”“算法霸权”等挑战中,始终指导着中国密码学的发展方向,避免了信息安全“卡脖子”风险。
正如2000年《中国商用密码发展二十年总结》所指出:“1980-1995年的转型,是中国密码学从‘计划时代’走向‘市场时代’的关键一跃——它承继了国防自主的根基,开启了商用服务的新篇,为国家信息安全构建了‘不可替代的密码屏障’。”
六、结语:转型中的密码学发展逻辑与时代启示
1980-1995年的中国密码学,以“承前”继承1970年代的国防技术与体系遗产,以“启后”回应市场化、信息化的新需求,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军民融合、市场导向”的转型道路。这一时期的发展逻辑,本质是“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既通过国防技术储备保障国家安全底线,又通过商用转型支撑经济发展;是“计划与市场”的协同过渡——既发挥政府在标准制定、监管引导中的作用,又培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自主与开放”的辩证统一——既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又适度引进消化非核心技术,避免闭门造车。
从历史维度看,这一时期的转型,使中国密码学在全球密码技术市场化浪潮中,既没有因技术封锁而停滞,也没有因盲目开放而失去自主;从现实维度看,当前面对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挑战,以及全球信息安全格局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形成的“自主创新、军民融合、市场驱动”经验,仍具有强烈的时代启示。
传承1980-1995年的“转型智慧”,坚持以自主技术为核心、以军民融合为路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中国密码学必将在网络空间安全的新时代,继续书写“保障安全、赋能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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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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