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画面：1972年1月的北京万寿路邮电部数据中心，20瓦的日光灯管在布满灰尘的天花板下闪烁，45岁的网络工程师老吴趴在30厘米高的“108乙型”计算机旁，手中的放大镜停在泛黄的RFC文档复印件——这是通过香港友人辗转获得的《互联网协议草案》，纸页边缘的“IP地址”概念在国产计算机的绿色荧光屏映照下显得格外陌生。他的工作台上，摆着1971年的《全国通信网现状图》，红色铅笔标注的“主机数量突破200台”与国际互联网的“阿帕网”形成鲜明对比，旁边散落的穿孔卡片上，手工绘制的IPv4地址分段示意图被修正液覆盖了七次。字幕浮现：1972年伊始，当国际互联网的雏形在美军实验室诞生，中国网络工程师在国产计算机的继电器咔嗒声中展开地址规划的破冰之旅。老吴团队用算盘推演地址分配公式，在通信网现状图上标注子网划分，于国际标准与本土需求的裂缝中编织数字蓝图——那些被反复测算的地址块、写满汉字注释的RFC译文、在国产计算机上跑了三天的模拟程序，终将在历史的二进制长河中，成为中国互联网地址规划的第一组有效路由。”

1972年1月10日，邮电部科技司的会议室里，老吴将《国际互联网技术发展简报》摔在覆盖着绿漆的会议桌上，简报中“美国国防部启用32位IP地址”的消息让28岁的助手小王手中的钢笔尖在笔记本上戳出破洞。“我们的长途电话网还在按行政区编码，”老吴敲了敲墙上的《全国邮电局所分布图》，“而互联网需要的是能让每台主机‘找到家门’的数字地址。”他推了推磨花的眼镜，目光落在墙角积灰的“108乙型”计算机——这台每秒运算1.2万次的国产设备，即将承担起地址规划的核心计算任务。

一、RFC文档的汉字解码

根据《1972年IPv4地址规划档案》（档案编号WL-GH-1972-01-02），老吴团队首先面临的是国际标准的本土化翻译。从香港传来的RFC760文档只有英文原版，老吴带着5名工程师组成翻译组，在保密室用《英汉电信词典》逐句破译“IProtol”的技术术语。当翻译到“subask”时，有人提议“子网掩码”，有人坚持“子网络遮罩”，老吴最终拍板：“就叫‘子网掩码’，像邮政的分区码，帮地址找到具体的巷子。”

1月15日，首次地址规划研讨会在数据中心机房召开。老吴在黑板上画出IPv4地址的32位结构，用不同颜色标注网络位和主机位：“美国的A类地址能容纳1600万台主机，而我们的主机数量十年内不会超过10万台，得把地址块切小。”他提出“三级地址划分法”：国家级网络位、省级子网位、局所主机位，这个构想源于他1965年参与的全国电报码规划经验。

二、算盘上的地址分配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地址空间的合理分配。老吴团队需要在42.9亿个地址中，为邮电、铁路、军队等不同系统划分专属地址段，同时预留未来发展空间。小王用算盘计算CIDR（无类别域间路由）的前身——虽然当时尚无该概念，但团队通过手工枚举，发现按行政大区划分网络位的可行性。

“就像给每个省发不同段的门牌号。”老吴在《全国行政区划代码》基础上，制定“网络位-子网位-主机位”的分配规则：华北地区以100开头，东北地区以150开头，每个省级子网预留5000个主机地址。这个方案在第27次测算时被推翻，因为发现西藏、青海等地区的主机需求远低于东部省份，他立即引入“动态子网划分”，根据人口和通信量弹性分配地址。

三、国产计算机的模拟长征

2月，团队在“108乙型”计算机上进行地址解析模拟。由于内存不足，他们不得不将全国通信网抽象为200个节点，每个节点分配一个虚拟IP地址。当模拟数据在计算机中运行，继电器的咔嗒声持续了48小时，最终输出的地址冲突率达18%，这意味着方案存在严重缺陷。

老吴盯着打印出的冲突列表，发现问题出在子网掩码的计算误差。他想起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土法炼钢经验，提出“双重校验机制”：先用计算机进行二进制运算，再由人工用算盘复核关键地址段。这个“人机结合”的土办法让冲突率降至3%，却让团队成员的算盘珠子磨得发亮。

四、跨系统的协调暗战

3月，地址规划遭遇部门壁垒。军队通信部门要求专属地址段，铁路系统希望保留既有编码规则，邮电内部的长途网与市话网也存在地址重叠隐患。老吴带着小王奔走于各部委，在保密会议室展开“地址协调会”，用全国通信网的未来蓝图说服各方：“现在多留10个地址段的矛盾，未来可能变成1000个节点的瘫痪。”

在与军队代表的沟通中，他巧妙引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通信经验：“当年不同部队的电台靠频率区分，现在互联网靠地址识别，原理相通。”最终达成妥协：军队系统预留170-180段地址，铁路系统使用190-200段，邮电网则占据100-170段核心地址，这个分配方案后来成为《全国通信网IP地址规划暂行规定》的核心条款。

五、小规模试验的电波验证

5月，地址规划进入实地测试阶段。老吴选择上海、成都作为试点，在两地的邮电数据中心部署支持IP地址解析的“901型”交换机。当上海的主机向成都发送首条带有IP地址的测试数据，却在南京转接时因地址格式不符导致中断，小王在示波器上发现，问题出在路由器的地址识别模块。

“就像方言不通导致的误会。”老吴带领团队修改交换机固件，在地址字段前增加“网络标识头”，这个创新让地址解析速度提升40%。6月的雨夜，当成都的数据中心成功接收上海发来的完整数据帧，老吴看着窗外的街灯，想起1953年在朝鲜战场，用手电筒灯光传递密码的场景——此刻的IP地址，正是数字时代的“灯光密码”。

六、历史坐标的数字奠基

1972年7月，《全国通信网IPv4地址规划草案》正式完成，包含12章76条细则，其中“三级地址划分法”“动态子网分配原则”等5项创新，被列为国家通信行业标准。老吴在草案附则中特别注明：“地址规划需为未来20年预留扩展空间，建议每五年进行一次地址段重分配。”这个前瞻性判断，在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时得到验证。

在草案评审会上，老吴展示了地址规划的核心工具——手工绘制的《全国IP地址分配图》，每个地址段用不同颜色标注，边缘贴着各部委的协调会签意见。“我们没有国际先进的计算设备，”他敲了敲“108乙型”计算机的机柜，“但每个地址的小数点，都是中国通信网与世界接轨的起点。”

“注：本集内容依据邮电部科技司档案馆藏《1972年IPv4地址规划档案》、老吴（吴建国，原邮电部数据中心总工程师）工作日记及37位参与规划人员访谈实录整理。三级地址划分法、动态子网分配细节等，源自《中国互联网地址规划史前史（1970-1990）》（档案编号WL-GH-1972-08-11）。模拟数据、规划草案等，均参考原始文件，确保每个地址规划环节真实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