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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口的电线杆上，一张泛黄的告示被风吹得哗哗响，告示上印着“大东亚共荣”之类的东西，边角已经烂了，缺了一大块。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车从巷口经过，车上的炉子冒着白烟，红薯的甜味在冷空气里飘散开来，浓得化不开。老头吆喝了一声，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

陈默走到巷口，停下来，点了一支烟。

方明远给他的那些资料在内袋里，厚厚一沓，贴着胸口，随着心跳微微起伏。这里面有二十三双藏在暗处的眼睛，一份即将决定苏北战场走向的兵力部署图，和一个需要他去假扮的人。他要在三天之内变成一个日本随军记者，混进松本的联队部，打开那个西门子保险柜，然后带着那些秘密活着走出来。

他把烟抽到一半，掐灭了。

老头推着烤红薯的车走远了，烤红薯的甜味还飘在空气里，和汽车的尾气、巷子里潮湿的霉味搅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只有在这样的冬天、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时代才能闻到的味道。陈默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走向街口。他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那本手册从头到尾背下来。三天的时间，够不够？够。不够也得够。

......

陈默把山田一郎的材料背到第三天的时候，方明远来了。不是晚上，是正午。门敲得很急，三声，一声比一声短，像一个人在催另一个人快点开门。陈默从材料里抬起头，把摊了一桌的照片和手册收拢，塞进枕头底下，才去开门。

方明远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不是那种生病了的不好，是一种更深层的、从骨头里往外渗的疲惫。他的眼睛进门的时候没有寒暄，直接走到桌边坐下，从棉袍内侧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没有封口，边角有些磨损，像是被人攥了很久。

“延安的密令。”他的声音有些哑。

陈默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纸很薄，是那种根据地土法造出来的毛边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但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在纸上刻出来的——“兹令陈默同志全力配合鹤同志行动，不得有误。华中局。”

没有落款日期，没有抬头，没有盖章。但陈默认得那个笔迹。他在根据地见过那支笔写出来的字，见过那个人坐在窑洞的油灯下批文件时微微皱着眉头的侧脸。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带着那个人的重量。

他把密令叠好，塞回信封，还给方明远。

“你收着吧，”方明远没有接，“放在我这里不安全。这是你的。”

陈默把信封收进内袋。“说吧，具体怎么安排。”

方明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时间和地名。他的手指在那些字上慢慢移动着，像在一条看不见的路上引导着陈默的目光。“明天下午四点，你以山田一郎的身份到南京火车站。慰问团的专列五点半到，你上车，和团长打个招呼，然后去自己的包厢。之后的事，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陈默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