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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端杯子的手在桌沿上方停了一下。

“你的。是你的孩子。”

她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爱，不是恨，不是怨，不是求。是怕。一个人在把自己的一切押出去之前才会有的那种怕——怕被拒绝，怕被抛弃，怕自己赌输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你不是普通的商人，你不是特高课的经济顾问，你是共产党。你从一开始就是。”

陈默看着她。

“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她的声音在抖，但眼睛没有躲，“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山本没有，佐藤没有，田中没有，特高课里所有的人都没有。你不怕死。一个不怕死的人，要么什么都不在乎，要么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在撑着。”

她把脸埋进他的膝盖里，肩膀微微颤抖着。

“陈默，我想跟你走。离开上海，去哪里都行。去香港，去重庆，去延安——随便哪里。只要你带我走。”

陈默低下头，看着她的头顶。她的头发还是湿的，贴在头皮上，发旋处有一小撮头发翘着，像一个问号。

“山本知道吗？”他问。

她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我什么都没跟他说。从杭州旅游回来之后，我就没再汇报过。”

“为什么？”

她抬起头，泪终于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的，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他的手背上，温热的。

“因为我不想再骗你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一开始是任务，后来不是了。陈默，我分不清了。”

陈默沉默着。

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微微发颤。

“你带我走，好不好？”

窗外雨大了起来，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噼噼啪啪的，像有人在用力敲着一扇不愿意打开的门。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窗帘微微鼓起来，像一个在黑暗中张开双臂的人。台灯的光在两个人之间亮着，暖黄色的，照在她的脸上，照在她湿透的头发上。

陈默低下头，看着她。他的右手——那只戴着皮手套的手——从她的掌心里抽出来，抬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假肢的指尖冰凉冰凉的，隔着皮手套，她感觉不到那截木头的硬度，只感觉到一个物体的重量，轻轻地、慢慢地落在她头顶上。

“先回去。”他的声音很低，“你先好好休息。”

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你不跟我走？”

“我会来找你。”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她不知道他是答应了还是在拖延。她只知道他说了“我会来找你”。她没有再问，站了起来，整了整衣服，走到门口，拉开门。冷风灌进来，吹得她打了个哆嗦。

“陈默，”她没有回头，“孩子是你的。不管你跟不跟我走，我都会把他生下来。”

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陈默一个人坐在桌前，看着那扇关上的门。桌上的水杯还在，她喝过的那杯水还剩大半，杯壁上凝着一圈一圈的水渍。他盯着那圈水渍看了很久，伸手把杯子拿过来，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倒进了自己的杯子里。

雨还在下。他关掉台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雨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他整个人淹没了。他想起杭州的雨，西湖的雾，画舫在雨中晃晃悠悠的。她靠在他肩上，说“冷”，他把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缩进那件宽大的大衣里，只露出一张脸，鼻尖冻得发红。她说“真好看”，他“嗯”了一声，目光落在雨中的湖面上，雨滴落在水面上溅起一圈一圈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