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第三天，他从一个在南京工作的同行嘴里打听到了一些细节。不是特意打听的，是在电话里聊工作的时候顺便提到的。那个人说，方明远是在办公室被带走的，来了七八个人，带头的那个是军委会调查室的副主任，姓刘，周佛海的人。方明远没有反抗，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他站起来，整了整领带，把桌上的文件合上，跟着那些人走了。

陈默握着话筒，问了一句“现在人在哪里”，那个人说“不知道，秘密关押，连家属都不让见”。他道了谢，挂了电话。

办公室里很安静，打字机停了，电话不响了，走廊里也没有人走动。他坐在桌前，看着墙上那张发黄的上海地图。那张地图他看了无数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弄堂，每一个转角，都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他想起方明远在太平里十七号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对他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的样子。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冷不热，像一个在念成绩单的老师。他说“鹤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是你的”。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的任务也快完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完成”和别人的“完成”不是同一个意思？

陈默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放进抽屉里，拿出那把樱子的枪。弹匣是空的，他从抽屉里翻出一盒子弹，一颗一颗地压进去。七发。他把弹匣推回去，拉了一下套筒，子弹上了膛。他对着墙角那盆枯死的文竹瞄了一下，把枪收起来。

他不能去救方明远。不是因为救不了，是因为不能救。方明远是鹤，鹤是他这条情报线上最重要的一环。如果陈默为了救他而暴露了自己，方明远所有的牺牲、所有的潜伏、所有的血书和佛像时候没有反抗，没有争辩，甚至没有问一句“你们凭什么抓我”。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来，不取决于他有没有通共，而取决于陈公博能不能保他，取决于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取决于日本人想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因素里面，没有一样是他能控制的。所以他安静地走了。

第五天，秦雪宁从交通员那里拿到了一份新的情报——方明远被关押在南京某处秘密监狱，没有受刑，没有被审，就那么关着。没有人知道他会被关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会被怎么处置。秦雪宁把那张卷烟纸放在桌上，陈默看了一眼，把它扔进了灶膛。

火苗窜起来，舔着纸的边缘，那些字在火光中卷曲、发黑、化成灰烬。他蹲在灶台前，看着那些灰烬被热气吹起来，在灶膛里打了个旋，落到了最深处。秦雪宁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方明远的事，”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组织上会想办法的。”

陈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嗯。”

他没有问组织上能想什么办法。在这个行当里，“想办法”三个字有时候是希望，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一块遮羞布，遮住是救不了的，不是不想救，是救不了。救一个人的代价可能是牺牲更多的人。这个账，谁都会算。但算账的人和被算进去的人，不是同一个。

那天晚上，陈默一个人坐在安全屋的客厅里，台灯开着，光只照亮了桌面上那一小块地方。他面前摊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一行字——“方明远，汪伪军委会少将高参，代号鹤，1944年4月被捕。”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对折，再对折，撕成碎片，扔进了纸篓。

方明远说过，“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他的戏还没有演完，但舞台已经被拆了。他站在一块正在倒塌的布景前面，没有喊停，没有逃跑，只是整了整领带，把桌上的文件合上，跟着那些人走了。

陈默把台灯关掉，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法租界的夜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吹得窗帘微微鼓起来。远处的霓虹灯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粉红色的、不规则的亮斑。他盯着那块亮斑，看它慢慢移动，从天花板的这一头移到了那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