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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合上档案。“你可以走了。”

陈默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山本的声音。

“陈桑，这几天不要单独行动。出门的话，跟人一起。”

陈默停下来没有回头。“是。”拉开门走了出去。

排查进行了三天。结果是查无实据，没有人招供，没有人检举，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任何人。山本找不到泄密的人，但他不能就这么算了，大本营要一个交代，天皇要一个交代。他不能交个白卷上去，他得做点什么，让上面的人看到他做了，看到他在查，看到他在使劲。

他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关起来——不是真的关，是“保护性”软禁。所有随军人员不得单独行动，外出必须有人陪同，晚上十点之前必须回到驻地。报道班的帐篷周围多了一队宪兵，名义上是“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破坏”，实际上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在看着他们。不让出去，不让联系外面，不让做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事。谁要是敢往外多看一眼，立马就有宪兵跟上来问你“干什么”。

陈默待在帐篷里，除了吃饭上厕所不能出去。帐篷不大，两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皮箱，把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挤得更小了。窗户开着，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天很蓝，没有云，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帐篷里闷热得像蒸笼，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但他不能出去，不是不能，是不敢。如果他这个时候出去，哪怕只是出去透透气，也会被当成“试图逃跑”的证据。山本正愁找不到人交差呢，他自己送上去，那不叫勇敢，那叫蠢。

他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翻了几页又合上了。看不进去，每一个字都在眼前飘，抓不住，看了后面忘了前面。他把书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盯着帐篷顶。帐篷顶是帆布的，阳光透过来，把帐篷照得通亮，亮得人眼睛疼。有一只苍蝇在帐篷顶上爬来爬去，嗡嗡嗡的，烦得要命。他盯着那只苍蝇，看着它从这头爬到那头，又从那头爬回来，来来回回的，不知道在找什么。

他在想一件事。山本为什么要亲自来衡阳？排查随军人员这种事，派个手下来就行了，何必自己跑一趟？除非他怀疑的人不一般，除非他想亲眼看看这个人的反应，除非他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了，只是还差最后一步。陈默翻了个身，面朝墙。帆布墙壁被太阳晒得发烫，手贴上去能感觉到那股热，闷闷的，散不出去。

第八天，山本回了上海。排查结果报上去了，查无实据，但“已加强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大本营没有再追究，天皇也没有再问。毒气弹的事就这么过去了，国际舆论骂了几天也就消停了，报纸换了新话题，电台播了新消息，没有人再记得衡阳城外差点被毒气笼罩的那些中国士兵。战争还在继续，死的人还在死，活着的还在打。日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炮声比之前更密了，从早响到晚，从晚响到早，没停过。

陈默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阳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在帐篷外站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最后一根了。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站在阳光下，看着远处张家山方向升起的浓烟。炮声还在响，闷闷的，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震得地面微微发颤。

毒气弹没有再用，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是因为国际压力太大，用不成了。方先觉的守军还在守，弹尽粮绝，援军不至，粮食早就不够吃了，野菜、树皮、皮带都煮过吃了。但他们还在守。没有毒气弹，他们少了一个敌人，多活一天算一天。

陈默把那根烟抽完了，掐灭，把烟头塞进口袋里。转身走回了帐篷，该收拾东西了。衡阳待不了几天了，城破在即，谁都看得出来。报道班要撤了，下一个城市，下一个战场，下一个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的地方。他把皮箱从墙角拖出来，打开，把桌上的笔记本、铅笔、相机放了进去。合上，扣好锁，放在床边。躺下来，盯着帐篷顶。那只苍蝇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了，帐篷顶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帆布，和阳光透过来的那片刺目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