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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月十六，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冯墨转来的紧急消息。总理衙门今日收到了一份日本驻华公使递交的照会，内容是关于北洋水师在东海扣留两艘日本船只一事。照会措辞强硬，声称那两艘船是“合法商船”，正在执行“正常的渔业资源调查”任务，要求清廷立即释放船只和人员，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冯墨把抄件放在桌上时补了一句：“总理衙门那边已经乱成一团了。日本公使递了照会之后，又派人去总理衙门当面交涉，说如果三天之内不放船，他们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陈远把照会抄件看了一遍，放在桌面上。日本人的反应比他预想的更快、更强硬——照会措辞用了“合法商船”和“正常的渔业资源调查”这两个说法，这是在试图把那两艘船的性质从“非法测绘”重新定义为“合法渔业调查”。如果清廷接受了这个说法，那么北洋水师扣留船只的理由就不成立了。但问题是，那两艘船上搜出的测绘器材和测绘记录中，有几个岛礁的名称与三年前那份日本商社海图上标注的名称完全一致。这个证据链是清晰的——那两艘船不是在做渔业调查，而是在进行系统性的测绘活动。

他拿起笔给冯墨写了一张字条：“总理衙门的交涉情况，随时报我。另外，查一下日本公使最近在北京的活动情况——他见了哪些人、去了哪些地方。”

冯墨接过字条转身出去了。陈远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在心里把这件事的几种可能走向过了一遍。如果总理衙门顶不住日本人的压力，把船放了，那么这件事就会以“外交妥协”收场——清廷面子上过得去，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解决。如果总理衙门扛住了压力，坚持不放船，日本人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派遣军舰到东海海域进行所谓的“护航”，或者在别的口岸制造摩擦。无论走哪条路，这件事都已经从“档案调查”升级为“外交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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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月十八，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冯墨转来的消息。总理衙门昨天下午与日本公使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持续了将近两个时辰。总理衙门方面要求日本公使解释那两艘船上的测绘器材和测绘记录的用途，日本公使答说那些器材是“用于渔业资源调查的辅助工具”，测绘记录是“记录渔场位置和海况的笔记”。总理衙门方面追问为什么渔场笔记上的岛礁名称与三年前日本商社提交给清廷的海图上标注的名称完全一致，日本公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需要回去核实”。

陈远把消息看完放在桌面上。日本公使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说明他无法解释那两份记录之间的关联。这个反应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那两艘船的活动与三年前的那份海图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日本方面目前还没有想好怎么应对这个关联被公开揭露。他把这条信息和之前的记录放在一起看了一遍——三年前日本商社提交了一份海图，三年后北洋水师截获了一艘正在作业的测绘船，船上的测绘记录与那份海图上的标注吻合。这条证据链在总理衙门的会谈中被当面提了出来，日本公使没有反驳，只是说“需要回去核实”。如果总理衙门把这条证据链公之于众，日本方面将面临巨大的外交压力。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的记录。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午后日光正照在院子里的地面上，那排灌木的叶片在微风中持续地晃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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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月二十，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老福晋府上送来的新消息。短简的内容是太后今日召见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处大臣，问及日本照会一事的处理情况。总理衙门大臣将会谈的经过简要汇报了一遍，包括日本公使无法解释测绘记录与三年前海图之间的关联。太后听完之后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船不能放。让北洋水师看好了。”

陈远把短简放在桌面上，在心里把这句话过了一遍。“船不能放。让北洋水师看好了。”太后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那两艘船不能释放，北洋水师需要继续扣留它们，确保它们不会离开旅顺港。这个决定意味着清廷不会在日本的外交压力下妥协，那两艘船和船上的人员将继续被扣留在旅顺。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派遣军舰到东海海域进行“护航”——北洋水师的巡航船和那两艘被扣留的船就会成为双方对峙的焦点。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短简收进抽屉里。他拿起笔给薛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太后已明确指示，那两艘被扣留的船不能放，北洋水师需要继续看管。你那边继续保持常规巡缉，如果北洋水师衙门要求快艇队协助看管被扣船只，按安排配合。注意观察港区外围是否有新的日本船只出现。”

他搁下笔，把信封好放在桌角，准备明天一早发出去。然后他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在心里把接下来的几种可能性重新过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