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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开眼，天还没亮透。704室的窗框卡着一层灰白的光，像生锈的刀片压在地板上。我靠墙坐着，相机贴在胸口，金属边角还沾着昨晚的汗和血。风衣右腿的布条已经发硬，一动就扯着伤口，疼得发麻。

我没再闭眼。梦里的女人、那扇银灰色的门、针管扎进脖子的感觉——全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可我不怕了。怕也没用。我知道她是谁，也知道我是谁的一部分。现在要做的，不是逃，是走进去。

我撑着床沿站起来，膝盖打了一下弯，缓了几秒才站稳。床底有块松动的木板，指甲抠开，里面藏着一套衣服。白色护士服，领口绣着“疗养所”三个小字，袖口有些泛黄，但没破。这是我在整理前租客遗物时发现的，当时只觉得奇怪，为什么这种地方会留着几十年前的制服。现在我知道了，它本来就是为我准备的。

我脱下风衣，把相机背带绕过脖子，挂在胸前。深灰的布料落在地上，像一团凝固的影子。护士服穿上去有点紧，肩线卡在锁骨，但能盖住左耳的三枚银环。我从抽屉里摸出一顶旧护士帽，压低帽檐，走到洗手间。

镜子裂了，照出来的人脸被切成好几块。我盯着自己看了很久。黑发，青影，嘴唇干裂。我抬手把帽檐又往下拉了一点，刚好遮住眼睛上方。镜子里的女人点点头，动作僵硬，像在模仿别人。

我转身离开，没再看第二眼。

楼道静得反常。没有水滴声，没有老鼠跑动的窸窣，连墙皮剥落的声音都没有。我贴着墙走，脚步放轻，每一步都先试探地面是否松动。楼梯间的灯坏了，只有出口处透进来一点外庭的光。我停在最后一级台阶前，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相机。

快门键有点涩，我用拇指蹭了蹭。胶片还没换，底片还剩七张。我把它举到眼前，透过取景器观察门外的情况。

花坛就在公寓后侧，离地下室通风口不到二十米。灌木修剪得很齐，中间空出一块圆形区域，种着一丛花。老园丁背对着我，佝偻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剪枝。他的动作很慢，但每一剪都干脆利落，不犹豫。剪下的叶子和细枝被他整齐码在脚边，像在摆某种阵型。

我没动。等了大概五分钟，他始终没回头，也没停下。他的右手腕上缠着一圈褪色的红绳，末端打了三个结。

我的视线移到花坛中央。那朵酒红色的花长得和其他不一样。花瓣厚，边缘卷曲，颜色浓得发暗，像是吸了血。它孤零零地立在中间，周围寸草不生。我记得梦里那个女人穿的就是酒红丝绒裙，发间别着珍珠发卡。这花不该在这里。

陈砚说过一句话，是在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时提到的：“老园丁不是普通人，他守的东西比命还重。”当时我没在意，以为只是猜测。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对的。

我收回相机，慢慢后退两步，靠在墙上。不能从正面过。那边没有遮挡，一旦他抬头，立刻就会看见我。我摸出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是之前根据公寓结构默记下来的。西侧有一条废弃的排水沟，通向地下室的通风井，入口被铁栅栏封着，但去年暴雨冲垮了一段，后来一直没人修。

我折起地图塞回口袋，沿着墙根往西走。地面潮湿，鞋底粘着泥，每一步都留下浅印。我走得很慢，耳朵听着身后有没有动静。老园丁还在剪花，剪刀开合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像某种节拍器。

排水沟入口藏在一堆枯藤后面。铁栅栏歪斜着，缺了一角，刚好够一个人钻进去。我猫下腰，先进去一条腿，另一条刚要跟进，右腿伤口突然一抽，冷汗冒了出来。我咬住下唇，硬是把身体挤了进去。

里面比想象中干净。没有积水，也没有动物尸体，地面铺着水泥，两侧有排水槽。空气闷，带着土腥味。我打开相机，调低感光度，关掉闪光灯，开始拍摄前方走廊。

第一张，拍的是入口处的地砖。颜色偏深，接缝处有细微凸起。第二张，拍左侧墙面，嵌板边缘不齐，有一块明显比其他高出半厘米。第三张，拍天花板角落，一根细线垂下来，末端连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第四张，拍地面中央，瓷砖错位，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十”字。第五张，拍尽头那扇门，金属材质，门把手下方有个小孔，像是钥匙插口。

我把五张照片在脑子里拼起来。这不是普通的通道。每一步都可能是陷阱。地砖凸起可能是压力触发，墙面嵌板后面可能藏着坠物或喷雾，天花板的线连着报警装置，那个“十”字可能是激光感应区，门上的小孔……也许是生物识别。

我蹲下来，仔细看地面。左侧靠墙的位置，瓷砖最窄，但接缝平整，没有错位。我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声音实，不像空心。这条路径最窄，只能侧身通过，但看起来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