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

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一架飞机像银色的箭，穿透低垂的云层，缓缓降落在启德机场。

跑道尽头就是海，飞机着陆时，舷窗外能看见九龙城寨密密麻麻的窗格在暮色中亮起昏黄的灯，像一块发霉的蜂窝煤。

机舱内，李平安放下手中的财务报表，揉了揉眉心。

厚达三百页的报告，记录着一组组天文数字——那是过去十一年，他在全球资本市场布下的棋局，如今到了收官时刻。

窗外，香港的灯火渐次亮起，这座即将回归的城市在平安夜里显得有些躁动不安，空气中弥漫着世纪末特有的、混杂着期待与恐慌的气息。

“老板，周总已经在等候了。”空乘轻声提醒。

李平安点点头，起身整理了一下藏青色中山装的衣领。六十五岁，常年练武加上灵泉水的滋养，他的腰背依然挺直如松，眼神锐利得能切开黑暗。

舱门打开，香港湿冷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海港特有的咸腥味。

周文彬站在舷梯下，黑色呢子大衣裹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卫星电话，正压低声音说着什么。

看到李平安下来，他匆匆挂断电话，快步迎上来。

“老板，资金已经开始回流。”他的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激动，“日本那边最后一批房地产项目，上周完成清盘。五百三十七亿美元，已经全部进入离岸账户。”

李平安脚步顿了顿，抬头看向夜空。

今夜无星，只有厚厚的云层，低得仿佛要压到中银大厦的尖顶。

“走，上车说。”他拉开车门。

黑色的劳斯莱斯驶出机场，沿着东区走廊疾驰。

窗外，香港岛的摩天大楼像一片钢铁森林，每一扇亮灯的窗户后，都可能有人在焦灼地计算着资产，评估着风险，盘算着去留。

周文彬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屏幕冷光照亮了他疲惫而兴奋的脸。

“从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咱们在日本布局的十二个房地产基金，三十七个股市投资组合，全部套现完成。”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平均收益率……百分之八百七十二。”

他顿了顿，像是要让这个数字在空气中沉淀。

“另外，美国科技股投资部分——微软、苹果、英特尔、沃尔玛、戴尔，这五大标的，从1987年股灾后开始建仓，持有九年，总收益八百一十一亿美元。”

李平安静静听着，目光投向窗外飞逝的霓虹。

劳斯劳斯驶过铜锣湾，时代广场门口巨大的圣诞树闪烁着俗艳的光。

树下挤满了拍照的人群，大多是年轻情侣，脸上洋溢着对节日的期待，浑然不知金融风暴的乌云已经压境。

“所以，”他缓缓开口，“我们手上有多少现金？”

“一千三百四十八亿美元。”周文彬报出数字，声音有些发颤，“全部是流动性极强的现金和短期国债。如果算上万象集团自身的净资产，总规模超过一千五百亿。”

一千五百亿。

199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一千零五十亿美元。

也就是说，李平安个人掌控的资金，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

这个事实，让车厢里陷入一种近乎神圣的沉默。

车子驶入半山，在一栋不起眼的别墅前停下。

这是万象银行在香港的“安全屋”，外表看起来和周围那些富豪宅邸没什么区别，但地下有三层，配备了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和安保系统。

当年李平安买下这里时，周文彬还觉得多余——现在他明白了，有些事，确实需要在黑暗中筹划。

地下二层会议室，长条桌旁坐着三个人。

除了李平安和周文彬，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灰色夹克，头发花白，眼神沉稳得像深潭。

这是陈江河，李平安的妹夫，万象外贸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少数几个知道全部布局的核心成员。

“哥。”陈江河站起身，手里拿着一份地图，“东南亚那边，情况恶化了。泰铢这个月已经贬值百分之十五，国际游资正在集结，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菲律宾比索，然后是马来西亚林吉特。”

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国家：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

“香港呢？”李平安问。

“香港是最后的目标，也是最难啃的骨头。”

周文彬接话，“因为咱们有外汇储备，还有……内地的支持。但索罗斯那帮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已经在建港币的空头头寸。”

李平安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被圈出的国家。

这些地方，他过去十几年都去过。曼谷拥堵的街道，雅加达闷热的港口，吉隆坡高耸的双子塔，马尼拉破败的贫民窟……那些在经济增长中狂欢的面孔，那些盲目乐观的投资者，那些被外资吹起的泡沫。

现在，泡沫要破了。

“咱们的资金，什么时候能全部到位？”他问。

“日本的钱已经在瑞士、开曼、维尔京群岛的账户里。”

周文彬说，“美国的部分需要分批转移，避免引起监管注意。最晚明年三月底，全部到位。”

“太慢了。”李平安摇头，“我要在一月底前，看到八百亿美金在香港。剩下的，三月底前到位。”

周文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重重点头：“明白。”

“现在说第二件事。”李平安走回座位，“万象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准备退市。”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会议室里炸开。

陈江河猛地抬起头：“退市？哥，咱们在香港有三家上市公司，市值加起来超过两百亿港币。现在退市，损失……”

“不是损失，是保护。”

李平安打断他，“金融危机一旦爆发，港股至少腰斩。那些国际游资会像鲨鱼一样，撕咬每一只有价值的股票。咱们如果留在市场上，要么被做空，要么要花巨资护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两人。

“退市，私有化，把优质资产保护起来。等风暴过去，再重新上市——那时候，咱们就是救市英雄，而不是被宰的羔羊。”

周文彬迅速在脑子里计算：“三家上市公司，流通股占比都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要私有化，按现在的市值，需要八十亿港币。”

“用日本赚的钱买。”

李平安说，“以万象银行的名义，成立一个收购基金。从明天开始，悄悄吸筹，等持股超过百分之五十，就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但这样会引起市场恐慌……”

“所以要快。”李平安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平安夜到元旦，股市休市四天。这四天，就是我们的窗口期。节后开市第一天，直接宣布私有化方案，打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的眼神里有种猎人般的冷静。

“记住，这不是撤退，是战略转移。咱们退市省下的钱，将来要十倍、百倍地投回香港——但那是风暴之后，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时候。”

深夜十一点，周文彬开始拨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东京，用暗语指示日本团队，启动最后一批资金的跨境转移。五百多亿美元，要分成几十个批次，通过上百个空壳公司，像溪流汇入大海般，悄无声息地进入香港的金融体系。

第二个电话打给纽约，命令美国团队加速清仓科技股。苹果、微软、英特尔……这些持有近十年的股票，要在三个月内卖光，还不能引起市场震动。这需要精密的操作，像外科手术般精准。

第三个电话打给新加坡，万象银行东南亚分部已经连续加班两周，监控着泰铢、林吉特、印尼盾的每一个波动。

每一笔大额交易，每一次央行干预，都要在十分钟内形成简报，发回香港。

接着开始起草文件——上市公司的私有化方案，收购基金的设立章程，还有最关键的，给港交所和证监会的报备材料。法律条款要严谨，商业逻辑要清晰，时机把握要精准。

李平安独自走到别墅顶层露台。

香港的夜风带着寒意，吹动他花白的头发。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摩天大楼像巨大的烛台，灯火是燃烧的烛火。

这座城市，曾经是英国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现在即将回家。

而他要做的，是在回家之前，替她挡住即将到来的风暴。

远处，青马大桥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那是新机场的核心工程，九八年才通车，但现在桥塔已经立起，像巨人的臂膀，准备拥抱新时代的到来。

李平安想起1985年，在东京帝国酒店听到《广场协议》时的情景。

那时他四十五岁，万象集团刚刚起步，手里只有几千万人民币。但凭着穿越者的先知，他知道日本即将迎来泡沫经济的狂欢与崩溃。于是他用以前收的黄金抵押带着三十多亿美元，像个赌徒般杀入东京。

买地，买楼，买股票。

五年时间，够了。

1989年底，日经指数冲到点，东京银座地价每平米一亿日元。李平安开始分批撤退，像潮水退去般悄无声息。那些接盘的日本企业，那些乐观的欧美基金，还在做着“日本第一”的美梦。

1990年，泡沫破裂。

而他，已经带着百倍利润离开。

“老板。”

周文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熬夜后的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