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南京两江总督府的书房里，六十二岁的曾国藩静静地坐在太师椅上，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出，大清官场震动。朝廷追赠太傅，赐谥“文正”——这是文臣死后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灵柩沿长江溯流而上，归葬湖南长沙坪塘伏龙山。送葬队伍经过湘江两岸时，当年许多湘军子弟的家乡父老，望船而拜，哭声不绝。

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新的旅程。

第一波回响：同光年间的“曾文正公”

曾国藩去世时，他亲手培养的李鸿章已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正站在权力巅峰。接到恩师病逝的消息，李鸿章沉默良久，对幕僚说：“吾师道德文章，冠绝一世。此后朝中大事，吾将何所咨问？”

他亲自主持编纂《曾文正公全集》，在序言中写道：“吾师以儒臣督师，艰难百战，卒平大难。其经营之苦，毅力之坚，自汉唐以来未之有也。”这番话既是对恩师的追思，也是在宣示自己是曾国藩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淮军源自湘军，洋务始于曾氏。

与此同时，远在西北的左宗棠正指挥大军收复新疆。得知曾国藩死讯，这位与曾国藩绝交多年的湖南同乡，在营帐中独坐了一整夜。次日，有将领在他面前非议曾国藩，左宗棠厉声打断：“曾文正公之谋国之忠，知人之明，吾辈何能及万一？尔等勿妄言！”

晚年左宗棠与友人谈起往事，曾感慨：“吾与曾公龃龉，多为意气之争。然公平定东南，保全国体，此功不可没。”时间冲淡了恩怨，留下了对历史功业的客观评价。

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这位后来的洋务派重臣，年轻时曾激烈批评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软弱”。但当他真正主持大局后，在给侄子的信中却写道：“涉世愈深，愈知曾文正之难能。其忍辱负重，苦心维持，非身历者不能知。”

第二波回响：清末民初的再发现

二十世纪初，清朝摇摇欲坠，革命风起云涌。奇怪的是，无论保守派还是革新者，都从曾国藩那里寻找资源。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门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称赞：“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的最完美人格，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革命党人章太炎则持完全相反看法。他在《检论》中痛批曾国藩是“民贼”，镇压太平天国是“效忠异族”，其成功“实中国之不幸”。这种评价，代表了辛亥革命的激进史观。

更耐人寻味的是青年毛泽东的态度。1917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他仔细研读《曾文正公家书》和《日记》，在笔记中写下：“涤生日记，言士人当有朝气。此言得之。”后来在延安，他对干部们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他的人格修炼值得我们研究。”

而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推崇更是公开而系统。他案头常年摆放《曾胡治兵语录》（收录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言论），在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多次要求部下学习曾国藩的“治军之道”和“修身之法”。1949年败退台湾前，他随身携带的书中仍有《曾文正公全集》。

国共两位领袖，政治立场截然对立，却都对曾国藩表示敬意——毛泽东看重其“办事方法”，蒋介石推崇其“精神训练”。这本身就说明了曾国藩的复杂性。

第三波回响：二十世纪的学术重估

新中国成立后，曾国藩长期被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汉奸刽子手”。历史教科书中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

转机出现在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洋务运动，作为洋务运动最早倡导者的曾国藩，自然也进入重新审视的视野。

学者们发现了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对民生困苦表示忧虑；他严惩贪腐的下属；他要求湘军背诵《爱民歌》；他推动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厂和留学生……这些材料让历史人物变得立体。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出版（1990-1992年），引发了全国性的“曾国藩热”。这部小说第一次以文学形式全面塑造了曾国藩的复杂形象，销量超过百万册。无数读者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大刽子手”还是个“大儒”，是个严于律己的父亲，是个在传统与现代间挣扎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