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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1898-1900),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其迅猛发展及清廷的暧昧态度,直接导致了庚子事变的灾难性后果。
**1.兴起的根源:多重矛盾的火山爆发**
***民族矛盾的激化(主因):**
***列强侵略加深:**甲午战败、瓜分狂潮、路矿利权丧失,使民族危机达到顶点。
***教会势力肆虐:**一些外国传教士(并非全部)依仗不平等条约特权(如治外法权),包揽诉讼、强占田产、欺压平民;部分“教民”仗势欺人,引发民教冲突不断升级。
***社会矛盾的尖锐:**
***自然灾害频发:**华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为反抗提供了社会基础。
***清廷统治腐朽:**吏治腐败,横征暴敛,无力救灾安民,使民众对官府彻底失望。
***文化心理的冲突:**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习俗(祭祖、风水等)的冲突,被妖魔化解读(如“教堂止雨”谣言),加剧了排外情绪。
**2.“扶清灭洋”:口号的双重性与复杂性**
***反帝爱国的正义性:**表达了底层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生存的朴素愿望和强烈义愤,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
***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将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铁路、电线、机器、洋货、西学)视为洪水猛兽,进行无差别破坏,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蒙昧性。
***对清廷的幻想与利用:**“扶清”口号既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新的政治纲领),也给了清廷(尤其是顽固派)利用和控制这股力量的机会。
**3.清廷态度的演变与险恶用心**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经历了“剿→抚→用→弃”的复杂过程:
***初期镇压(1899年及以前):**视其为威胁统治的“拳匪”,派兵镇压(如山东巡抚毓贤前期、袁世凯)。
***中期招抚利用(1900年初夏):**在载漪、刚毅等顽固派极力怂恿和慈禧复仇心理驱使下,转变为“招抚”,默许甚至支持其进京“灭洋”。目的有三:
1.**利用其“灭洋”:**打击洋人势力,发泄对列强(尤其反对废帝者)的怨恨。
2.**转移国内矛盾:**将民众对清廷的不满引向洋人。
3.**消耗与控制:**企图借洋人之手削弱或消灭这股难以控制的民间力量。
***“神术”迷信的推波助澜:**顽固派(及部分愚昧官员)出于政治需要或自身迷信,大肆宣扬义和团“刀枪不入”等“神术”,蒙蔽了包括慈禧在内的决策者,使其做出了严重误判。
**4.运动的局限与悲剧性**
***组织松散,缺乏统一领导:**各坛口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易被分化利用。
***指导思想落后迷信:**依靠“神术”对抗近代化武器,注定付出惨重代价。
***斗争目标模糊:**“灭洋”口号笼统,未能区分侵略者与普通外国人、先进文明与侵略行为。
***被利用的棋子:**最终成为清廷顽固派政治赌博的工具和牺牲品,未能改变自身和国家的命运。
义和团运动的熊熊烈火,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迸发出的悲壮怒吼。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然而,其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盲目的排外行动以及被腐朽清廷利用的悲剧命运,也深刻揭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式农民反抗运动的历史局限性。慈禧太后在颐和园观看“神术”表演时的那一丝动摇和幻想,即将把整个帝国和她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一场向十一国宣战的惊天豪赌,已箭在弦上!古老的北京城,即将在神拳的呐喊与洋人的炮火中,化为一片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