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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五十年正月初一,元旦。
京师,宣武门外。
一座新盖的两层小楼门口,围满了人。
楼门上方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五个字:《夏国公报》馆。
今天是《夏国公报》创刊的日子。
第一份报纸,贴在报馆门口的公告栏上。
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念出声来:
“《夏国公报》创刊号。承平五十年正月初一。”
“头版:万国来朝。去年秋,二十三国使节团齐聚京师,学习大夏经验。瑞典使臣称‘大夏之强,在工精’;法兰西使臣命随从绘图纸百张;英吉利使臣执柚木拉杆良久不语。”
“二版:西山工业区去年产铁一千二百万斤,产钢八十万斤,产枪一万二千支,产炮二百门。铁路新增一千二百里,电报线新增三千七百里。”
“三版:马尾船厂‘威远’号下水。排水量两千六百吨,航速十四节,为当今世界最大战舰。”
“四版:户部公告:承平五十年茶税调整,每斤加征二文,用于修建直隶官道。”
念到这儿,有人喊:
“加税了?凭什么加税?”
旁边的人说:
“你没看完?加税是修路的。路修好了,你卖菜方便。”
那人沉默了。
念的人继续念:
“五版:兵部公告:新军第五镇成军,全军换装线膛枪。演习一刻钟破敌五千,零伤亡。”
“六版:天气预报:明日京师晴,西北风三级,气温零下五度至三度。宜出行,忌远行。”
“七版:广告:西山茶厂新茶上市,每斤二两银子,买十斤送一斤。马尾船厂招收学徒,十五至二十岁,包食宿,学成留用。”
念完了。
人群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有人问:
“这报纸,多少钱一份?”
报馆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青布长衫,戴着眼镜。
他说:
“免费。”
“免费?”
“对。朝廷办的,不收钱。”
“那怎么领?”
“每天早晨,报馆门口贴一张。各城门口也贴。想要带回家的,可以买纸。”
“买纸?”
“对。一张纸一文钱。纸钱归印刷厂,不归报馆。”
有人掏出两文钱,说:
“给我来两份。”
年轻人接过钱,从身后拿出一叠报纸,递给他。
那人接过报纸,看了又看。
头版上的字,他认识的不多。
但他认识那几个数字。
一千二百万斤,八十万斤,一万二千支,二百门。
他问旁边的人:
“这数字,真的假的?”
旁边的人说:
“应该是真的。我儿子在西山干活,一个月挣一两五。他说那边确实忙得很。”
那人点了点头。
他把报纸折好,揣进怀里。
承平五十年正月初五。
礼部大堂。
礼部尚书张廷玉面前摊着一叠《夏国公报》。
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五天的报纸。
他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然后他对坐在旁边的许汝霖说:
“许侍郎,你说这报纸,能行吗?”
许汝霖问:
“什么能行?”
张廷玉说:
“让老百姓看这些东西,会不会……”
他没说完。
许汝霖替他接上:
“会不会知道太多?”
张廷玉点头。
许汝霖笑了。
五十七岁的许汝霖,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但笑起来还是那么爽朗。
“张大人,您知道去年那场茶叶战争,是怎么赢的吗?”
张廷玉说:
“知道。用关税赢的。”
“关税是谁定的?”
“户部定的。”
“户部定的,老百姓知道吗?”
张廷玉愣了一下。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没人告诉他们。”
许汝霖点了点头。
“对。没人告诉他们。”
“他们只知道,茶贵了。”
“贵了,就少喝。”
“少喝,就难受。”
“难受,就骂街。”
“骂街,就传谣言。”
“谣言,就乱人心。”
“人心乱,就出事。”
他看着张廷玉。
“张大人,您知道去年十月,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什么吗?”
张廷玉说:
“知道。几千人围皇宫,喊‘要茶’。”
“为什么喊?”
“因为没茶喝。”
“为什么没茶喝?”
“因为商路断了。”
“商路为什么断?”
“因为……战争。”
许汝霖摇了摇头。
“不是战争。是谣言。”
“谣言说,茶叶涨价是因为苏丹加税。”
“苏丹加税是因为大夏不卖。”
“大夏不卖是因为苏丹先加税。”
“谁先谁后,没人说得清。”
“说不清,就怪苏丹。”
“怪苏丹,就围皇宫。”
“围皇宫,苏丹就死了。”
张廷玉沉默了。
许汝霖继续说:
“张大人,谣言比刀快。”
“刀杀人,一个时辰杀一百个。”
“谣言杀人,一天杀一千个。”
“我们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他们就会听谣言。”
“听谣言,就会出事。”
“出事,就得花钱平。”
“花钱平,军费就得减。”
“军费减,边关就守不住。”
“边关守不住,敌人就打进来。”
“敌人打进来,就不是谣言的事了。”
张廷玉看着他。
很久。
“许侍郎,您说怎么办?”
许汝霖指着那叠报纸。
“告诉他们真相。”
“每天告诉一点。”
“告诉多了,他们就信了。”
“信了,就不传谣言。”
“不传谣言,就不乱。”
“不乱,就能安心干活。”
“安心干活,国家就强。”
张廷玉沉默。
然后他点了点头。
“好。”
“就这么办。”
承平五十年正月十五,上元节。
西山工业区,迁建新村。
孙德旺收工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他五十九岁了,在高炉前干了三十多年,头发全白了,眼睛还亮。
他爹孙老头,九十三岁了,还坐在门槛上看灯。
灯亮了十七年了。
孙德旺走到他爹面前,把报纸递给他。
“爹,给您看个新鲜。”
孙老头接过报纸,看了半天。
他不认识字。
但他认识那些数字。
一千二百万斤。
八十万斤。
一万二千支。
二百门。
他指着那些数字问:
“这是啥?”
孙德旺说:
“去年西山产的东西。”
“铁,一千二百万斤。”
“钢,八十万斤。”
“枪,一万二千支。”
“炮,二百门。”
孙老头沉默。
他算了算。
一千二百万斤,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铁。
八十万斤钢,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钢。
一万二千支枪,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枪。
二百门炮,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炮。
他问:
“这些,都是你炼的?”
孙德旺笑了。
“不是我一个人。是几万人一起炼的。”
“我就炼一小部分。”
孙老头点了点头。
他把报纸折好,揣进怀里。
“留着。”
“给你孙子看。”
承平五十年二月初九。
西山铁路局,养路工棚。
崔大牛收到一封信。
信是他娘从朝鲜寄来的。
他娘不识字,这封信是请人代写的。信很短:
“大牛:你爹走了。去年腊月,他病了,病了一个月,没熬过来。走之前,他让我告诉你:他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从小没陪你,让你一个人在大夏闯荡。但他也最骄傲的,就是你在大夏活得好,有饭吃,有活干,有媳妇,有孩子。他让我把这本账本给你。这是他三十年的账,从开药材铺那天起,一直记到关门那天。他说,你留着,将来给你儿子看。让他知道,他爷爷是怎么活着的。娘。”
崔大牛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信纸湿了。
不是雨,是泪。
他擦了擦眼睛,继续看。
信封里还有一个小包。
打开,是一个账本。
账本很旧,封面已经磨破了。
他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着一行字:
“崔永浩记。承平二十年三月初九,开药材铺于汉城钟路大街。”
三十年。
从承平二十年,到承平五十年。
三十年,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他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只有一行字,是后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