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中旬，北京壹心壹意总部的监控屏幕上，实时播放着武汉某方舱医院的画面。

这不是新闻直播，是杨天真用GoPro拍摄的第一视角视频。

画面里，她穿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声音透过口罩显得有些模糊，但语气斩钉截铁：

“第三批物资已经对接完毕，呼吸机二十台，防护服五千套，N95口罩两万只。对接医生是协和的王主任，接收确认单我已经发到工作群。”

画面转向另一处——临时搭建的物资分发点，志愿者们正在分装药品和生活物资。杨天真一边帮忙搬运，一边对着镜头说：

“沈总，你上次提的‘艺人粉丝后援会志愿者联盟’已经成立了。我们现在有十七个明星后援会参与，覆盖全国二十三个城市。这套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应急事件中。”

屏幕前，沈遂之、热巴、刘亦菲、赵丽颖围坐着观看。这是他们解封后第一次集体回公司，而杨天真已经在武汉前线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

“她瘦了。”热巴轻声说，“视频里都能看出来。”

赵丽颖调出杨天真的工作日志——密密麻麻的表格，记录着每一笔捐款、每一批物资、每一次对接：“这两个月，她经手的物资总价值超过八千万，对接医院四十七家，志愿者团队三千多人。零差错。”

沈遂之沉默地看着屏幕。画面中，杨天真正蹲在地上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话。孩子穿着过大的防护服，手里拿着杨天真给的巧克力。

“姐姐，你也是明星吗？”孩子问。

杨天真笑了，虽然隔着口罩看不见，但眼睛弯成了月牙：“不是，我是帮明星做事的人。”

“那你能帮我要赵丽颖的签名吗？我妈妈喜欢她。”

“能。”杨天真认真点头，“等疫情结束了，我让赵丽颖姐姐亲自来武汉看你。”

视频到这里结束。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沈遂之按下通话键：“天真，回来休息一周。”

屏幕那端，杨天真正在脱防护服，动作标准而熟练：“沈总，我还有三个医院的物资没对接完。下周吧。”

“这是命令。”沈遂之说，“你为公司、为这个国家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我需要你回来，有更重要的事情。”

杨天真停下动作，透过屏幕看着他们：“什么事？”

热巴凑到镜头前，声音温柔：“天真，我要当妈妈了。接下来几个月，我需要你帮我分担更多工作。”

画面里的杨天真愣住了，护目镜后的眼睛瞪得很大。

“还有我。”刘亦菲也出现在镜头里，“我也是。”

杨天真手里的防护服掉在地上。

三天后，杨天真从武汉返京，直接进了十四天隔离酒店。

隔离期间，工作交接已经开始。每天上午十点，四人视频会议——沈遂之在办公室，热巴和刘亦菲在西山别墅（她们决定暂时不回市区），赵丽颖在公司，杨天真在隔离酒店。

“这是戛纳行程的初步方案。”杨天真分享屏幕，上面是一份长达五十页的PPT，“基于疫情后的特殊情况，我做了三个预案。”

第一预案：国际旅行全面恢复，团队按原计划赴法。

第二预案：限制性开放，核心团队缩减至十人以内。

第三预案：线上参与，在戛纳设立中国分会场。

“目前看，第二预案的可能性最大。”杨天真切换页面，“法国对华签证已经部分开放，但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和核酸检测。我建议，我们所有人在六月底前完成疫苗接种。”

热巴问：“孕妇可以接种吗？”

“我咨询了协和的专家。”杨天真调出医学意见书，“建议孕中期后接种灭活疫苗，风险较低。刘小姐目前孕16周，热巴姐孕15周，如果六月底接种，都在孕中期。”

专业、周全、面面俱到。

沈遂之看着屏幕里杨天真认真的脸，忽然想起几年前——她胆大的直接找自己给她一个机会。

是他给了她机会，说：“这个行业需要较真的人。”

九年过去，她成了中国最顶尖的经纪人之一。而在疫情这两个月，她证明了自己不只是经纪人，是能在国家危难时扛起责任的人。

“天真，”沈遂之说，“戛纳之后，公司会有新的人事调整。我想让你进入核心决策层，不是执行，是决策。”

屏幕那端，杨天真沉默了几秒。

“沈总，我有个请求。”

“你说。”

“不管给我什么职位，让我继续管公益事业部。”杨天真认真地说，“这次疫情让我看到，娱乐公司可以做的不只是娱乐。我们可以用影响力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热巴笑了：“这才是杨天真。”

刘亦菲点头：“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公益事业部应该升级为战略部门，和内容开发、艺人经纪并列。”

赵丽颖举手：“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应急联盟’，把这次疫情中建立的艺人志愿者网络常态化。下次再有大灾大难，就能快速响应。”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敲定了三件事：

一、杨天真升任集团COO（首席运营官），主管公益事业部和戛纳项目。

二、热巴逐步减少日常管理，但保留董事会席位。

三、成立“赤伶文化基金会”，由沈遂之任理事长，四位女性任副理事长，专注戏曲传承和应急公益。

会议结束时，沈遂之最后说：

“天真，欢迎回来。也谢谢你，这两个月，你让我们看到了一家公司该有的样子。”

屏幕里，杨天真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沈总，是你们让我看到了，一群艺人该有的样子。”

六月的北京，开始恢复生机。

疫苗接种成了头等大事。沈遂之联系了私立医院，为整个团队安排了专场接种。那天，公司三十多名核心成员集体出现在医院，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背后印着四个字：“赤伶出征”。

医生看着这群明星，笑着说：“你们这是要把戛纳红毯搬到接种室啊？”

第一个接种的是沈遂之。针头扎进上臂时，他想起了师父——如果师父还在，一定会说：“唱戏的也得打针，戏子也是人。”

接着是杨天真，她伸出胳膊时，手臂上还有在武汉搬运物资留下的淤青。

“辛苦了。”护士轻声说。

“不辛苦。”杨天真笑，“能活着，能工作，能去打戛纳，已经太幸运了。”

轮到热巴和刘亦菲时，医生格外小心。反复确认孕周，测量血压心率，接种后要求在留观区多待半小时。

赵丽颖打完针，举着棉签在留观区走来走去，像个拿到奖状的小学生：“我要发微博！‘接种新冠疫苗，为戛纳做准备’！肯定上热搜！”

“你还是想想红毯穿什么吧。”热巴笑道。

接种后的几天，有人发烧，有人胳膊酸痛，但没人抱怨。因为都知道，这一针不只是为了戛纳，是为了所有那些在疫情中没能等到疫苗的人。

一周后，签证材料准备齐全。

杨天真亲自跑大使馆，带着厚厚一摞文件：电影入围证明、邀请函、疫苗接种证明、核酸检测报告、行程计划、保险单……

签证官是位法国中年女士，看到沈遂之的名字时挑了挑眉：

“沈遂之？《小丑》的沈？”

“是的。”杨天真递上护照，“这是他第三次申请法国签证。”

签证官翻看着资料，忽然说：“我女儿是他的粉丝。能帮我要个签名吗？”

杨天真愣了一秒，然后笑了：“当然。而且如果您女儿愿意，可以来戛纳首映礼，我们给您留两张票。”

三天后，所有签证获批。

团队十二人——导演张艺谋（已提前赴法）、制片人韩三平（从上海直飞）、沈遂之、热巴、刘亦菲、赵丽颖、杨天真、芦苇（编剧）、霍廷霄（美术）、赵小丁（摄影）、谭盾（音乐），以及一位随行医生。

名单确定那天，沈遂之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段话：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电影节之行。

这是中国电影人在全球疫情后的首次集体亮相。

这是《赤伶》故事从银幕走向世界的时刻。

这是我们所有人，对艺术、对生命、对这场灾难的致敬。

请各位，务必珍重，务必精彩。”

七月上旬，礼服定制进入最后阶段。

与以往不同，这次所有人的礼服都增加了一个细节——在左胸口内侧，绣着一行小字：“2020，幸存者”。

设计师解释：“这不是悲伤，是纪念。纪念我们活过了这一年，纪念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纪念这段历史。”

沈遂之的长衫已经完工。月白色真丝，暗纹是水袖图案，但在灯光下会显现出淡淡的红色——设计师用了特殊的织法，象征“赤伶”之“赤”。

试衣那天，三个女人都来了。

热巴的礼服是暗红色，改良旗袍式样，但腰线做了特殊处理，为孕中期留出空间。刘亦菲选了淡青色，宽松的希腊式长裙，优雅遮腹。赵丽颖最大胆——银白色西装式礼服，裤装，利落飒爽。

“为什么选裤装？”沈遂之问。

“因为我不想被当成‘沈遂之的女伴’。”赵丽颖转了个圈，“我要被当成‘演员赵丽颖’、‘制片人赵丽颖’、‘赤伶基金会发起人赵丽颖’。”

杨天真也试了她的礼服——黑色西装裙，干练简洁。这是她第一次走国际红毯，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放松。”赵丽颖教她，“你就想，你是去工作的。红毯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可我不会摆姿势……”

“不需要摆。”热巴说，“你就正常走，正常微笑。真实的你，比任何姿势都好看。”

除了礼服，还有更实际的问题：孕期长途飞行。

随行医生制定了详细方案：

选择夜间航班，保证睡眠

每两小时起身活动，预防血栓

携带便携式氧气瓶（以防万一）

备齐所有孕期维生素和应急药品

抵达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医院备案

刘亦菲看着那一大箱医疗物资，苦笑道：“我们这哪是去电影节，是去医疗援助。”

“安全第一。”沈遂之握住她的手，“戛纳年年有，你们和孩子只有一个。”

七月十日，出发前三天，团队做了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在等待结果的几个小时里，十二个人聚在公司会议室，看《赤伶》的最终成片。

这是他们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这部电影——之前的看片都是分段进行的。

两个小时的观影，没有人说话。

当裴晏之在火光中唱出最后一句，镜头拉远，字幕出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会议室里响起了压抑的抽泣声。

灯亮起，所有人都红着眼眶。

韩三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看片，老人声音哽咽：

“这部电影，对得起所有为之付出的人。对得起1937年的裴晏之，对得起2020年的我们。”

张艺谋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对着镜头深深鞠躬：

“谢谢各位，让我在六十九岁这一年，拍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作品。”

沈遂之站起来，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去一个因为疫情而变得陌生的世界，去一个用怀疑和警惕看待中国的时刻。但我们带着这部电影，带着这一年我们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坚韧和尊严。”

他顿了顿：

“我不知道戛纳会给我们什么奖，但我知道——我们已经赢了。因为我们拍出了想拍的电影，活过了想活的灾难，成为了想成为的人。”

掌声雷动。

窗外，北京的夏夜闷热，但每个人心里都清凉。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带着足够多的故事，足够多的重量，足够多的光。

七月十三日，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

凌晨三点，出发厅空旷得能听见回声。十二人的团队，加上三十多件行李，显得格外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