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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委员长有指示，那我们也要有答复。”

次日，仍旧是这张长桌，仍旧是这两拨人。

答复简洁而果断：为顾全大局，同意削减编制。原方案中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共计七万人——这是延安能做出的极限让步。

顾祝同的目光在“七万”两个字上停了几秒。然后他把文件合上，缓缓摇头。

“两个师，一万五千人。我说过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双方的底牌都已摊在桌上。一边从四个军退到四个师，另一边却连三个师的编制都不肯松口。谈判桌上陷入了长时间的僵持。

三月初，延安发来了一封电报。

陕北料峭的春寒中，电报里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红军不是不能缩编，编制可以让，但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寸步不能让。

电文不算长，但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考量。它给谈判桌带来了新的转机。走在最前面的首长看完电报后，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然后走到窗前，望着西安城灰蒙蒙的天际，沉默了很久。

“给顾祝同回话。”他终于开口了，“师的数量，我们可以再谈。指挥部，必须设。”

又是数日的拉锯。双方在编制、兵力、驻地、军官任免等问题上反复交锋，有时僵持到深夜，有时又因为一个措辞的松动而各自在笔记本上记下新的让步空间。

三月八日，协议终于达成。

史称“三八协议”。要点如下：红军编为三个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直属队，总兵力四万五千人；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

三八协议的墨迹未干，双方的注意力便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另一个番号。

华北抗日联军。

这支在察哈尔、热河打出赫赫威名的部队，不是散兵游勇的游击队，也不是挂个抗日名头、实则固守一隅等待观望的地方武装。它的战绩单几乎不是地方部队能够拿出来的——张北大捷，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摧毁驻蒙军司令部，逼死日军中将谷寿夫；收复张北、多伦、宝昌，缴获飞机、火炮、电台无算。更让南京方面无法忽视的是，这支队伍在察哈尔形成了对日军的有效牵制，其声望在华北乃至全国民间已不是一些国民党正规军团能够比肩。

国民党一开始的立场很明确：抗联不单独整编，全部并入三八协议的三个师里。理由也说得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抗联作为红军的一个军团，当然应该纳入这个框架。抗联的番号撤销，部队可打散编入各师，也可以独立成师，但是番号只能在三个师中，统归八路军总指挥部指挥。这样既完成了改编，又不额外增加番号和编制，符合压缩红军武装数量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