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见状，立刻配合地发挥了她的“特长”。她一看老头子镇不住场子了，儿女们还都反对，眼珠一转，“哎哟”一声，干脆利落地从椅子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倒在公证处光洁冰凉的地砖上，双手拍打着大腿，放声干嚎起来：

“我不活了呀——！！老天爷啊，你开开眼吧！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生了一窝不孝的子女啊！！一个个的，有钱的舍不得给爹娘花，没钱的还敢顶嘴！这是要逼死我们两个老骨头啊！！老头子啊，咱们还活个什么劲，干脆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省得碍了他们的眼，挡了他们的路啊！！”

她一边嚎，一边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众人的反应，尤其是李书柠和王银兰。典型的撒泼打滚，试图用“寻死觅活”来制造混乱，施加情感压力，逼迫子女们尤其是心软的王银兰就范。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公证员皱紧了眉头，显然对这种场面感到棘手。县城楚律师别过脸，面露鄙夷。王逸帆和赵菊低着头，不敢吭声。大姨二姨小姨气得脸色发白，小舅则不知所措。

李书柠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波澜不惊。她知道，这是对方最后的手段了，胡搅蛮缠，道德绑架，亲情勒索。她轻轻对身旁的楚律师使了个眼色。

一直静观其变的李氏楚律师，接收到了李书柠的示意，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律师特有的穿透力，压过了外婆的干嚎：

“诸位，请安静一下。争吵和情绪宣泄解决不了问题。”她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坐在地上的外婆和举着烟杆的外公，最后落在王银兰和其他王家子女身上，“鉴于目前的情况，王老先生最初的提议显然存在很大争议，且涉及其他赡养义务人的权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个折中的、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她略作停顿，仿佛在思考，然后提出了一个看似让步、实则将问题推向更具体层面的建议：

“比如，将赔偿总额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对侵权行为的实际赔偿，必须明确支付。另一部分，可以以‘王银兰女士自愿预付赡养费’的名义来处理，但这部分金额，需要所有赡养义务人——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王老先生的子女——共同协商确认一个合理、合法、且符合本地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的数额。超出合理范围的部分，不能强加于任何一位子女。”

这个提议，瞬间将焦点从“要不要给天价养老费”，转移到了“给多少才算合理”。

果然，此言一出，刚才还同仇敌忾反对百万“养老费”的大姨、二姨和小舅，立刻被拉入了具体的数字讨论。

“一半？那也有五十万啊！还是太多了！”大姨率先摇头，她对数字敏感，也了解农村的消费水平，“就算是赡养费，两个人，在咱们这农村，一个月吃喝看病加起来，一两千顶天了！就算按二十年算，再算上通货膨胀，也远远用不了五十万！”

二姨立刻附和：“就是！太多了！我们村里，像爸妈这个年纪的，有子女的，一个月一家给两三百块生活费是常事，几个子女分摊下来，一个人根本出不了多少。五十万？这得养多少年？吃到下辈子都吃不完！”

小舅和小姨也小声嘟囔：“农村赡养费，哪有这么算的……这么多子女呢……”

他们反对的，不再是“养老”本身，而是那不合理的、高到离谱的金额。这正中李书柠和楚律师的下怀——将对方从“亲情大义”的模糊高地，拉入“具体金额是否合理”的现实泥潭。

原本坐在地上干嚎的外婆，一听这话，也顾不上演戏了，“噌”地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动作利落得完全不像“不想活了”的人。她瞪着眼睛，冲着大姨二姨和小姨小舅就嚷嚷开了：

“哪里多了？！多在哪？！你们这几个没良心的！就知道算小账！我跟你爸以后老了，动不了了，头疼脑热不要钱啊？！请人照顾不要钱啊？！万一生个大病，住院开刀，哪哪不要钱？！五十万多吗？我看一点都不多！就该都给了，放在我们手里，我们心里才踏实！”

她急切地辩驳着，甚至开始“展望”未来可能的各种花费，试图将五十万也合理化。然而，她越是这样急切地想要这笔钱，就越是暴露了这笔“养老费”的真实意图——并非为了实际的养老，而是为了掌握一笔可以支配的巨款，其最终流向，不言而喻。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关于“合理赡养费”具体金额的争执。但这一次，争执的主体变成了王家内部的子女们，焦点也从未如此清晰过——在剥去亲情与偏心的外衣后，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与公平性考量，成为了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

李书柠静静地坐着，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她知道，当争论的焦点落到“多少钱才合理”这个具体问题时，外公外婆试图用亲情绑架来逃避赔偿、并攫取额外利益的图谋，就已经实质上破产了。剩下的，只是在法律框架和基本公序良俗下，如何为一个已然破碎的局面，寻找一个尽可能清晰的句点。而她的底线，从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