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七月的汉东，天空如同被烈焰炙烤过的生铁，白晃晃的日光砸下来，将省城京州的水泥路面蒸腾起扭曲的热浪。

省委大院深处，几栋苏式建筑的墙壁上，爬山虎的叶子蔫蔫地垂着，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愈发显得这权力中枢的午后沉闷而焦灼。

省委书记梁群峰的办公室里，空调送出嘶嘶的冷气，却吹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燥意。

省委书记梁群峰、省长赵立春，两位汉东新任的主官，此刻正分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眉头紧锁，目光都聚焦在茶几上那份厚厚的数据报告上。

报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加粗的黑体字：《汉东省医疗卫生现状及居民就医负担情况调查报告（1994-1995上半年）》。

空气中飘散着龙井茶的清香，但谁也无心品茗。

梁群峰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沉重：“触目惊心啊……同伟同志这份报告，把问题都说透了。咱们汉东的医疗，这是病在骨髓了。”

赵立春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叹了口气：

“何止是病在骨髓，简直是快要‘病入膏肓’了。

医药费涨得比工资快几倍，老百姓谁还敢轻易上医院？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干脆在家等死……这哪里还是医院？简直是吃人的无底洞！”

两人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

祁同伟的这份报告，用冰冷的数据和血淋淋的案例，勾勒出了一幅汉东省医疗体系在九十年代中期急剧滑坡、民众健康权益严重受损的残酷图景。

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全国性的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化的浪潮，原先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这“三大支柱”，在汉东如同遭遇了融雪的堤坝，迅速瓦解、崩溃。

曾经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市场化改革”、“盘活国有资产”、“甩掉财政包袱”等响亮口号下，被快速而彻底地推向市场，蜕变成一门彻头彻尾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意”。

而在汉东，这股“医疗商业化”的邪风刮得尤为猛烈。

前任省委书记钱立均和省长蒋正明，虽然彼此争斗不休，在卖医院、搞医疗产业化这一点上却惊人的“志同道合”。

他们打着“医疗体制改革”、“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激活医疗市场”的旗号，与数家背景神秘的港香医疗资本紧密合作，

在短短数年内，将汉东省超过一百二十家最具实力、设备最先进、人才最集中的三甲、二甲公立医院，以“股份制改造”、“院办企业剥离”、“管理层收购”等五花八门的名义，低价、甚至象征性地“转让”了出去。

明面上是“改革”，是“创新”，暗地里，却是权钱交易的盛宴，是国资流失的黑洞。

这些医院的土地、房产、设备、技术积累、品牌声誉等核心资产，被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评估，然后由港香资本控股的“合资公司”或“民营医疗集团”接盘。

钱立均、蒋正明及其各自的亲信、白手套，则通过复杂的股权代持、关联交易、咨询费、管理费等方式，从中攫取了天文数字的利益。

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工厂转制后可能经营不善倒闭，商店承包后可能门可罗雀，但医院，只要有人，就必然有病人，是绝对的、稳赚不赔的“现金奶牛”。

控制了这些优质医疗资源，就等于扼住了全省百姓健康的命脉，掌握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密码。

然而，盛宴之下，是汉东八千万普通民众难以承受的苦果。

公立医院被私有化、商业化后，其运行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机构，变成了追求投资回报率、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公司。

“以药养医”、“过度检查”、“大处方”、“高端服务优先”成为普遍现象。医药费用如同坐上火箭般飙升。

而与之配套的医疗保障体系却彻底坍塌。

到了1995年7月，除了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和少数效益极佳的国有垄断企业职工，还能勉强享受由财政或单位负担大部分医药费用的“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残余外，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普通职工、居民，以及广大的农村人口，已经基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托底。

看病，彻底成了需要自掏腰包、且价格高昂的“奢侈消费”。

报告中的数据令人心惊：1994年，汉东省城镇居民人均住院费用比1990年上涨了425%，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180%；

农村居民的情况更糟，人均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不到5%，猛增到1994年的28%以上，许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更直接的后果是，普通百姓的就医率大幅下降。许多人生了小病，能忍则忍，能拖则拖，自己去药店买点便宜药对付；

得了大病，需要住院手术的，往往因为无法承受高昂的费用，要么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要么砸锅卖铁、四处举债，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

报告里附了几个典型案例：京州市郊县一位农民，因急性阑尾炎延误治疗导致穿孔，送医后因交不起一千元押金，医院拒绝手术，最终死于感染性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