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的“双线策略”运行了一个多月，压力开始以具体的形式浮现。教务处转发了一份《试点工作首季度核心指标完成情况预通报》，在所有试点相关指标后面，产教融合中心的“规定动作”数据基本达标，但在最后附了一行备注：“部分非量化、探索性工作内容，成效尚不显着，缺乏可视成果，建议加强过程记录与成果凝练。”

这行备注，在行政体系的语境里，近乎是一种温和的批评。更直接的压力来自分管副校长的一次非正式谈话。在楼道里“偶遇”时，副校长拍着陈涛的肩膀，语气随和却分量十足：“陈涛啊，试点是机遇，也是责任。学校上下都看着呢。那些‘微实验’想法很好，但毕竟不是主流。咱们首要的，还是要把试点要求的硬指标完成得漂亮，拿出几门像样的、企业深度参与的新课程样板，这是最实在的政绩。其他的，可以适当放一放，或者……包装一下，融入到主报告里去嘛。”

陈涛听懂了潜台词：潮间带的“红树林”可以存在，但绝不能影响“防波堤”的坚固与美观，最好还能成为防波堤上的装饰性绿植。

回到办公室，他看着桌上赵岚刚刚送来的“跨域实验小组”第一次活动记录。学生们围绕“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的议题，与几位老人进行了沉浸式访谈，用便签贴满了白板，记录下老人未被言明的需求和对技术的恐惧。过程生动，学生反馈热烈，但在任何现行评价体系里，这都只是“一次活动”，产生不了专利、论文，甚至难以形成标准的课程大纲。

他想起高晋说的“潮间带”。现在，涨潮的信号已经传来——主流的评价逻辑开始要求这片地带呈现出与陆地一致的“生产力”。他必须做出选择：是让“微实验”彻底转入地下，还是冒险尝试，将它的一部分“翻译”成陆地逻辑能理解的形态？

他召集了“跨域实验小组”的核心成员。赵岚、来自设计学院的副教授沈老师，还有两位企业联系人。他坦率地转达了压力。

沈老师首先苦笑：“我就知道。在我们学院，不发表设计类核心期刊论文，不做有经费的横向项目，你搞得再热闹，年终考核也是零分。我这个参与，纯属用爱发电。”

那位智能硬件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周女士却有不同的看法：“陈主任，我理解学校的压力。但从企业角度看，你们这个‘微实验’里学生展现出的‘用户共情’和‘问题定义’能力，恰恰是我们最看重的‘潜力股’特征。这些能力很难用分数衡量，但我们招聘时，愿意为这种潜力支付溢价。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证明’它的价值？”

“什么方式？”陈涛问。

周女士想了想：“比如，我们可以联合出具一份‘人才能力观察证明’。不是证书，而是一份描述性的评估，基于学生在项目中的具体行为表现，评价其在复杂问题理解、跨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等方面的潜质。我们公司可以承诺，对持有这份证明且在项目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在实习和招聘环节给予优先关注和特殊面试通道。这算不算一种‘成果’？一种来自市场需求侧的、非传统的认可？”

这个提议让陈涛眼前一亮。这或许是一种“反向指标”——不是用学校的尺子去量学生，而是引入市场（至少是一部分有远见的市场力量）的尺子，来重新定义“有价值的能力”。它依然无法直接转化为官方的量化成绩，但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有说服力的价值背书。

“可以试试，”陈涛下了决心，“但我们不能只依赖一家企业。我们需要形成一个‘能力观察联盟’，汇集更多有类似理念的企业，共同设计这套观察维度和证明格式。同时，我们要把项目过程做得更扎实，记录更完整，让这份证明有充分的‘证据’支撑。”

这是一条更艰难的路，需要大量的沟通和信誉积累。但这是潮间带居民，在潮水上涨时，为自己建造的、高出水面的“观测站”和“临时码头”。

李明的《制造企业隐性知识管理现状与赋能路径》白皮书初稿，在小范围流传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反馈。一家专注于工业互联网的投资基金合伙人联系了他，不是谈投资，而是邀请他作为外脑，参与评估一家他们拟投的、宣称拥有“工业知识图谱”技术的初创公司。“我们看了你的白皮书，你对传统制造业知识困境的理解很深刻。我们需要你帮忙判断，这家公司的技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触及并解决你提出的那些‘隐性’问题，而不是仅仅做表面文章。”

与此同时，一家行业媒体也找上门，希望就白皮书中的观点做一期专访，探讨“工匠精神数字化”的可能性。李明突然意识到，当他从“做项目”转向“提问题”、“建框架”时，他反而触达了更广泛、有时也更具影响力的网络——资本圈、媒体圈、研究圈。这些圈子关注趋势、概念和系统性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单个项目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