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有时间，”云澈说，“不是无限的时间，但足够开始建设另一种可能。”

辩论重新开始，但基调变了。云澈的方案提供了一个既非被动等待也非主动攻击的第三条道路。中间派迅速集结支持，一些鸽派代表也认为这是合理折中。

但质疑仍在。

“非干涉原则如何执行？”一位伦理学家代表问，“什么算‘干涉’？提供信息算不算？如果某个现实请求帮助，我们提供技术，那技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发展轨迹？”

“我们需要制定详细的伦理准则，”云澈承认，“比如：只回应明确请求；提供多种选项而非单一方案；充分告知可能的影响；尊重接受方的最终选择权。这不容易，但必须尝试。”

“谁来决定是否回应请求？”另一位代表问，“委员会投票？还是观测站自行判断？”

“我建议成立独立的‘时空伦理委员会’，”萧毅提议，“由各领域专家、不同文明背景的代表组成，专门评估这类请求。观测站只负责收集数据和执行决定，不自行判断。”

讨论逐渐从“是否可行”转向“如何实施”。技术小组开始评估观测站的建设难度，伦理小组讨论准则草案，军事小组分析防御系统的可行性。

云澈退到一旁，让专家们深入讨论细节。萧毅走到他身边，低声说：“这个想法...是受那个医者云澈的启发吗？”

“部分是，”云澈承认，“他治愈病人，但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提供药物和建议，但病人自己决定是否服药、如何生活。这是一种尊重，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如果我们声称要扞卫多样性，却强行在其他现实中推行我们的保护方式，那和创世纪的强制融合有什么本质区别？”

“区别在于意图，”萧毅说，“我们是善意的。”

“凌墟子最初也是善意的，”云澈看着他，“善意可能被扭曲，可能产生意外的伤害。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善意，还有谦卑——承认我们不完全理解其他现实的复杂性，承认我们的帮助可能有害。”

会议持续了七小时。最终，云澈的提案以61%的支持率通过。不是压倒性多数，但足够启动第一阶段。

修正案包括：观测站建设与防御系统部署并行；成立时空伦理委员会；每三个月评估一次进展，保留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更激进措施的权利。

散会时，已是深夜。云澈独自走到委员会总部的观景台，看着外面旋转的星云。在那片美丽的光芒中，隐藏着他们即将监控的威胁，也隐藏着无数未被理解的可能性。

萧毅找到他，递给他一杯热饮。“第一阶段批准了。三个月内建立第一个观测前哨，六个月完成网络基础。”

云澈接过杯子，没有喝。“这只是开始。最困难的部分不是技术，是坚持原则——当威胁真正来临时，当我们有能力主动摧毁它时，我们是否还能坚守非干涉的承诺？是否还能相信其他现实有能力保护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伦理委员会，需要监督机制，”萧毅说，“不是依赖个人的判断，而是建立制度。像你的魂力频率一样——不是单一决策，而是多个选择的平衡。”

云澈点点头，但忧虑仍在。他想起医者云澈教导学徒时的耐心，想起那个年老的自己在竹椅上的满足。那种生活的完整，不是因为没有威胁，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尺度上应对威胁，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珍视的东西。

也许，对所有现实最好的保护，不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守护者，而是帮助每个现实培养自己的守护能力。观测站不是保护伞，而是知识库；不是武器库，而是工具箱。

“我们要给其他现实选择的工具，”他低声说，像是说给自己听，“而不是替他们选择。”

星云缓缓旋转，光芒变幻。在某个未被观测的角落，一个微小的时空裂缝正在形成——不是创世纪的实验，不是攻击的前兆，只是时空自然的呼吸，一个偶然的波动。

未来的观测站将监测到这样的波动，分析它，理解它，记录它。但不会“修复”它，除非它威胁到某个现实的生存。因为波动本身，也是时空多样性的一部分，是可能性的一种表达。

云澈喝完杯中最后一口，将杯子放在栏杆上。七百年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使命变得清晰：不是成为某个现实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所有现实可能性的守护者——通过帮助它们守护自己。

道路漫长，原则脆弱，选择艰难。但这就是他选择的道路，在无数可能性中，他选择了这条。不是因为容易，而是因为正确；不是因为必然成功，而是因为值得尝试。

观测站将如灯塔，照亮危险，但不替船只航行。光的方向，由水手自己决定。

而在光与暗的交界处，守望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