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压低声音：

“我得到内部消息，申城的地皮，朝廷准备公开拍卖。

现在去，能抢到好位置。等迁都完成，地价至少翻三倍！”

商人们心动了。

他们都是精明人，知道“政策红利”意味着什么。

天子脚下，寸土寸金，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可申城那边，人生地不熟……”

“所以才要早去！”

周百万道，“等大家都去了，好位置早没了。

我决定了，下个月就去申城，先买块地，开个分号。

诸位，去不去，自己掂量。”

类似的一幕，在武昌各大富户家中上演。

有人犹豫，有人观望，但更多像周百万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已经开始行动。

武昌的房产市场，一夜之间风向大变。原来有价无市的宅院，突然冒出许多卖家，价格开始松动。

消息传到江浙，反应更加激烈。

苏州，拙政园内，一场诗会变成了议事会。

江南士绅与武昌商人不同，他们不仅考虑经济利益，更在乎“文化地位”。

武昌毕竟在南方，还是江南文化圈内。

迁都申城，那是中原，是北方文化的地盘。

“蛮荒之地，何以为都？”

一个老举人愤愤，

“信阳自古便是边城，文教不兴，礼乐不备。

陛下迁都于此，岂不是自降身份？”

但年轻一辈不这么看。

“陈老先生，您多久没出门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士子笑道，

“信阳如今可不蛮荒。

我表哥在工部任职，上月来信说，申城建了十所学堂，其中还有一所‘高等学堂’，专教格物、化学、算术。

陛下说了，要在申城建‘大学城’，集天下英才而教之。

信阳将来会是大明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将会是世界第一大城！”

老举人冷哼：“奇技淫巧！”

“可就是这些奇技淫巧，造出了铁甲舰，打出了金银山。”

士子不客气地反驳，“陈老先生，时代变了。

如今的大明，重实务，重创新。还抱着四书五经不放，迟早被淘汰。”

他转向众人：

“诸位，我打算去申城。不为别的，就为看看新都气象，看看陛下说的‘现代化’到底是什么。

若真如传言，我便在申城定居，开书院，教新学。”

“算我一个！”

另一个年轻士子响应，“在江南，我们这些学新学的总被排挤。

申城既然是陛下着力打造的新都，必然重视新学。去那里，或许有更大的舞台。”

两代人，两种观念，激烈碰撞。最终，年轻一代占了上风——因为他们背后，是皇帝的支持，是时代的潮流。

五月开始，从武昌到信阳的官道上，车马络绎不绝。

有举家迁移的富户，有北上求职的士子，有寻找机会的工匠。

沿途驿站人满为患，茶馆酒肆生意兴隆。

“听说了吗？周百万在申城买了五十亩地，要开最大的绸缎庄！”

“何止！沈万三的‘万三钱庄’已经在申城开张了，存款利息比武昌高半厘！”

“我家隔壁的王秀才，带着全家去申城了，说要在那里办新式学堂……”

百姓议论纷纷，迁都从朝廷决策，变成了全民话题。

五月初十，迁都正式开始。

第一批迁移的是六部中的户部、工部、兵部——这三个部门最需要在新都开展工作。

武昌码头，上百艘官船整装待发。

船上装的是档案文书、办公用具，还有首批官员及家眷。

户部尚书张昶站在船头，看着生活了五年的武昌城，感慨万千。

他本已经习惯了武昌的环境，但革命尚未成功，君命难违

“父亲，船要开了。”儿子提醒。

张昶点头，最后看了一眼黄鹤楼，转身进舱。

船队启航，顺江而下，至汉口转汉水，北上襄阳，再走陆路到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