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27日，白银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弥漫着烟味和油墨味，墙上的黑板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最顶端用粉笔圈着“5·26崔金梅遇害案”几个大字，，每个板块后面都画着歪歪扭扭的箭头，像是一张理不清的网。

张建国坐在会议桌的主位，面前摊着厚厚的案卷，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技术科科长老陈：“老陈，昨晚提取的物证怎么样了？头发和皮屑的化验有结果吗？”

老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报告，脸色有些凝重：“头发做了毛囊检测，确定是男性的，但没有完整的DNA分型——现在咱们局里的设备只能做ABO血型鉴定，这头发的血型是A型，跟崔金梅的O型对得上，能确定是凶手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得送到省厅去，那边有更先进的设备，不过最少得等半个月才能出结果。”

“半个月……”张建国皱了皱眉，手指敲了敲桌面，“那枚鞋印呢？能不能确定品牌和型号？”

“鞋印太模糊了，水泥地留不下细节。”老陈把一张放大的鞋印照片推到桌子中间，照片上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我们比对了市面上常见的男士皮鞋，解放牌、上海牌、回力牌都看了，鞋底纹路有点像解放牌的，但不能确定——这种鞋在白银太常见了，工厂里的工人、机关单位的干部，十个人里有三个穿的，排查范围太大。”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偶尔吹得窗户“哐当”响。年轻刑警小李坐在角落里，手里的笔记本记了满满一页，却没找到一个能抓得住的线索，忍不住开口：“张队，要不要从那个‘跟踪者’入手？纺织厂的同事说崔金梅最近一个月每天都被跟踪，凶手会不会就是那个跟踪者？”

“肯定要查，但难度不小。”张建国拿起桌上的侦查部署表，“我已经分了四个组，一组去纺织厂，查崔金梅的同事、领导，特别是跟她有工作交集或者矛盾的人，重点找A型血、穿42码皮鞋的；二组去家属院周边走访，扩大目击者范围，看看除了老王，还有没有其他人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看到过可疑人员；三组查崔金梅的社会关系，她的家人、朋友、老乡，不管是在白银的还是外地的，都要联系上，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她得罪了谁；四组负责盯着省厅的DNA检测结果，一出来就立刻反馈。”

“张队，我有个疑问。”老周放下手里的茶杯，他刚从崔金梅的尸检报告里抬起头，“凶手没劫财，也没性侵，杀人动机是什么？如果是跟踪者，可能是情杀或者仇杀，但崔金梅的同事说她性格内向，没男朋友，也没跟人结仇，这有点说不通。”

“会不会是随机作案？”另一个老刑警提出疑问，“凶手看到崔金梅一个人住，临时起意，控制她的时候失手杀了人？”

“不太像。”张建国摇了摇头，“现场的窗帘是拉严的，凶手进门后先拉窗帘，说明他早有准备，不是临时起意。而且他戴了手套，没留下指纹，反侦查意识这么强，肯定是有预谋的。”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直到中午十二点，各小组才拿着部署表离开会议室，匆匆吃了碗牛肉面就各自奔赴岗位。张建国没走，他留在会议室里，对着黑板上的线索反复梳理——崔金梅，25岁，纺织厂挡车工，老家在白银周边的农村，三年前来到白银工作，住在纺织厂家属院的平房里，社会关系简单，没得罪过人，却被一个有预谋的凶手残忍杀害，现场只留下几根A型血的头发和一枚模糊的鞋印。

“到底是为什么……”张建国盯着崔金梅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穿着工装，笑容腼腆，眼里带着对生活的期待，却永远停在了25岁。他心里一阵发堵，拿起外套走出会议室，决定亲自去纺织厂看看。

纺织厂的大门前挤满了下班的工人，自行车铃声、说话声混在一起，热闹得不像发生过凶案。张建国找到保卫科科长老郑，跟着他走进办公楼的接待室。老郑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满是愁容：“张队，这事儿出了之后，厂里的女工都慌了，今天上午好几个人跟我请假，说不敢一个人住了。”

“我理解，所以我们得尽快抓到凶手。”张建国拿出笔记本，“你再跟我说说崔金梅的情况，她在厂里有没有关系好的同事？或者有没有人追求过她？”

老郑想了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崔金梅平时不太说话，跟她一个班组的有个叫刘芳的女工，两人关系还行，住得也近，昨天刘芳还去报案了。追求她的人……好像没有，厂里的年轻小伙子说她性格太闷，没人主动跟她表白。”

“刘芳现在在哪儿？我想跟她聊聊。”

“她今天上午没上班，说害怕，在家休息。”老郑报了刘芳的住址，“就在纺织厂家属院，跟崔金梅家隔了两排平房。”

张建国谢过老郑，转身往家属院走。中午的太阳有点晒，但家属院的气氛还是很压抑，崔金梅家的门口拉着警戒线，几个民警在周围值守，偶尔有居民路过，都绕着走，小声议论着。

刘芳家的门没关，张建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谁啊？”

“我是公安局的张建国，想跟你了解一下崔金梅的情况。”

门“吱呀”一声开了，刘芳探出头来，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看起来确实没休息好。她让张建国进屋，倒了杯热水递过来：“张警官，你们找到凶手了吗？我现在一想到金梅的样子，就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