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紧张的是7月9日下午的英语听力。那时候没有耳机，全靠考场里的大喇叭播放，音质忽高忽低。杨爱国攥着笔，耳朵竖得老高，可听到第三题时，喇叭突然“滋啦”响了一声，后面的内容全没听清。他慌了，手心全是汗，后面的题目答得稀里糊涂。走出考场时，天阴沉沉的，他看着别的考生有说有笑，自己却像被抽走了力气，推着自行车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家。

“我那时候就知道，外语系悬了。”杨爱国叹了口气，猛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暗了暗，“成绩出来那天，我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邮递员把通知书递过来，上面写着‘国际贸易系（专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不敢回家，怕爷爷失望，直到天黑，才看见爷爷举着煤油灯来找他，没骂他，只说“专科也挺好，学门手艺，饿不着”。

可杨爱国知道，爷爷心里不好受。那些天，爷爷编竹筐的速度慢了，夜里总咳嗽，却还是把攒下来的钱给他当学费。去学校报到那天，爷爷送他到火车站，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煮好的鸡蛋，还有张纸条，写着“好好学，爷爷等你回来”。他坐在火车上，看着爷爷的身影越来越小，把脸埋在布包里，哭了一路。

大学三年，杨爱国没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回，是怕花钱。他在食堂帮工，周末去工地搬砖，省下来的钱全寄回家里。他学国际贸易很认真，可心里总惦记着外语系，没事就去外语系的教室外听课，看着那些抱着英语书的学生，心里又羡慕又失落。毕业那年，他本来有机会留在郑州的外贸公司，可家里来信说，弟弟要盖房结婚，让他回来帮忙。他拿着专科毕业证，站在公司门口，想了半天，还是回了吉利区。

“回来后，你爷爷想让我去当小学老师。”杨爱国弹了弹烟灰，烟蒂落在地上，“他说晋柏小学缺英语老师，我去正好。我代课代了半年，教孩子们唱英语歌，看着他们睁着大眼睛听课，心里挺暖的。”可那时候，民办老师转公办太难了，工资也低，弟弟盖房欠了债，家里等着钱用。杨爱国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最后还是辞了职。

他跟爷爷说辞职的那天，爷爷正在编竹筐，篾条“啪”地断了，爷爷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捡起来，重新接好。从那以后，爷爷很少跟他提当老师的事，可杨爱国知道，爷爷心里有疙瘩。直到爷爷去世前，躺在床上，还拉着他的手说：“爱国啊，当初要是让你再等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他握着爷爷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说不出话来——他也问过自己无数次，要是当初外语听力没失误，要是当初家里条件好点，要是当初没辞职，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那你后来难过吗？”杨致远看着父亲眼角的泪，轻声问。

杨爱国把烟灭了，把准考证和照片小心地夹回抽屉里，又摸出爷爷留下的老烟斗，擦了擦上面的包浆。“难过啊，怎么不难过？”他笑了笑，却没了之前的苦涩，“刚回来那几年，看着同学有的进了政府机关，有的去了大城市，我总躲在屋里喝酒，觉得自己没本事，对不起爷爷。可后来，看着你和你妹妹慢慢长大，看着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也就想通了。”

他拿起老烟斗，放在鼻尖闻了闻，那是爷爷留下的味道，带着烟草的醇厚和岁月的温软。“你爷爷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可他总说‘日子是往前过的’。”杨爱国看着窗外，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我没当上翻译，没进机关，可我把你和你妹妹供上了大学，看着你学自己喜欢的计算机，看着你妹妹考上了河大外语系——你妹妹现在用的课本，还是我当年的呢。”

杨致远愣了愣，突然想起去年妹妹考上河大外语系时，父亲偷偷在房间里哭，那时候他还不懂，现在看着那张旧照片，看着父亲手里的老烟斗，突然就懂了——父亲的遗憾，早就变成了妹妹的梦想，变成了家里的希望。

“爸，这张照片我能带走吗？”杨致远指着照片，“我想给妹妹看看，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追梦，还有王老师的善意，还有爷爷的期盼，都在陪着她。”

杨爱国点了点头，把照片递给儿子，又摸了摸老烟斗，眼神里满是温柔。“好啊，让她看看。”他顿了顿，又说，“告诉你妹妹，当年我没实现的，让她替我实现；当年我没看到的世界，让她替我去看看。也让她记得，不管走多远，心里装着念想，手里攥着温暖，就不算白活。”

蝉鸣依旧，阳光正好。杨致远把照片小心地放进钱包里，看着父亲坐在老屋里，手里握着爷爷的老烟斗，嘴角带着笑。他突然觉得，那张1995年的旧照，那张失而复得的准考证，从来不是普通的物件——它们藏着父亲的青春，藏着爷爷的期盼，藏着陌生人的善意，藏着一家人在岁月里慢慢熬出来的温柔。那些遗憾，那些难过，早就被时光酿成了甜酒，在每一次翻看、每一次讲述里，滋养着往后的日子。

后来，杨致远把照片扫描下来，洗了两张，一张给了妹妹，一张贴在自己的书桌前。妹妹每次视频，都会拿着照片跟父亲说外语课的趣事，说她去了王老师退休后住的小区，特意去道谢。父亲总是笑着听，手里的老烟斗，也仿佛带着了笑意。杨致远知道，有些东西，从来不会消失，它们会跟着照片，跟着老烟斗，跟着一家人的牵挂，一直走下去，走到更远的时光里，照亮每一段向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