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执行局的大门，阳光刺眼，堂哥却觉得浑身冰凉，像被扔进了冰窖里。他沿着马路慢慢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看着路边笑着聊天的人，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被这个世界远远地抛开了。他想起有天晚上，自己站在出租屋的天台上，往下看时，路灯的光像星星，一闪一闪的，却照不亮他的路。那时候他真的想过，要是跳下去，是不是就不用再扛了？不用再看别人的白眼，不用再跟执行局求情，不用再为了几百块钱发愁，不用再让父亲跟着自己受苦。
可就在他往前迈一步时，手机响了，是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信号不好，有滋滋的杂音，却清晰地传来父亲的声音，带着咳嗽，却很温和：“娃，吃饭了没？我今天去后山挖了点野菜，荠菜，煮了粥，你要是有空，就回来喝一碗。”堂哥攥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一片水渍。他想起父亲的老烟斗，想起小时候，自己摔破了膝盖，哭得惊天动地，父亲就是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用棉签蘸着紫药水给自己涂药膏，烟杆在手里转着，说“娃，不怕，疼过了就好了”。
那天晚上，他没跳。他从天台下来，煮了包泡面，加了个鸡蛋——那是他这个月第一次吃鸡蛋，还是超市打折时买的。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眼底的红血丝，看着下巴上没刮的胡茬，看着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小声说：“刘伟，你不能死。人不死，终究会出头。你死了，你爹怎么办？”
回到村里的这些天，堂哥每天陪着父亲。父亲还是老样子，大多时候坐在门槛上抽烟斗，不怎么说话，却总在堂哥发呆的时候，把烟丝盒递过去，烟丝是自己种的，晒干了揉碎，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抽一口？解解乏。”堂哥接过烟丝，学着父亲的样子，把烟丝轻轻按进烟斗里，用火柴点燃。烟雾吸进肺里，呛得他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父亲却笑了，皱纹挤在一起，像朵盛开的菊花：“慢慢来，烟这东西，得品。人也一样，得熬。”
有天早上，堂哥推着雅迪想去县城买些菜，顺便给父亲买些水果。刚到村口，就看见赵伯从对面走来。赵伯是前院的邻居，以前家里盖房，缺了两万块，急得团团转，是堂哥连夜从银行取了钱送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说“伯，不急还，等你有钱了再说”。那时候赵伯握着他的手，说“刘伟啊，你是个好孩子，伯记着你的情”。
去年过年，堂哥在出租屋里给赵伯打电话拜年，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再打，就被挂了。后来堂弟告诉他，赵伯跟村里人说“别接刘伟的电话，他现在是个欠债的，沾上了就像沾上癌细胞，甩都甩不掉”。堂哥当时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疼了好久——他以为自己帮过的人，总会念着一点情分，可到头来，还是躲着他，怕被他拖累。
此刻赵伯看见他，脚步顿了顿，眼神躲闪着，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里的塑料袋，想往旁边的胡同里躲。堂哥却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很清晰：“赵伯，早啊。”赵伯愣了愣，没料到他会主动打招呼，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只好硬着头皮应了声：“早……早啊，刘伟。”堂哥看着他手里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糖糕，还冒着热气，笑了笑：“给孙子买的？小虎最爱吃这家的糖糕了，以前总跟在我后面要。”
赵伯的脸有些红，从耳朵根一直红到脖子，支支吾吾地说：“嗯……娃爱吃，就给他买了点。你……你这是要去县城？”“是啊，买点菜，给我爹炖个汤，他最近总咳嗽，想给他补补。”堂哥说完，就推着车准备走，没再提以前的事，也没提电话被挂的事——他累了，不想再计较这些了。
走了没几步，他听见身后传来赵伯的声音：“刘伟！”堂哥回头，看见赵伯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递过来，袋子里装着两颗白菜，绿油油的，还带着露水：“这……这是我家种的白菜，刚拔的，新鲜，你拿着，炖汤好吃。”堂哥接过塑料袋，白菜的叶子上还沾着泥土，冰凉的，却让他心里突然暖了一下。他看着赵伯，说了声“谢谢”，赵伯却摆了摆手，转身匆匆走了，脚步有些急，像是在逃，又像是在掩饰什么。
堂哥提着白菜，推着雅迪，慢慢往前走。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驱散了一些寒意。他想起执行局的电话，想起阿强的眼神，想起村口那些淬了冰的议论，也想起父亲的老烟斗，想起赵伯递过来的白菜，想起食堂张阿姨偷偷塞给他的馒头。他突然觉得，日子好像没那么难了。那些冷的、凉的，像冬天的风，刮得再猛，也总有停的时候；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暖，像春天的芽，只要还在，就总能长出希望。
回到家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柴火是从后山捡来的，晒干了，堆在墙角，码得整整齐齐。父亲握着斧头，胳膊上的肌肉绷着，每劈一下，斧头就深深嵌进木头里，发出“咚”的声响。堂哥放下菜，走过去接过斧头：“爹，我来。”父亲没让，只是把烟斗往耳朵上一夹，烟杆斜斜地挂着，说“你歇着，我还能动。这点活不算啥，以前种庄稼，比这累多了”。
堂哥看着父亲的背影，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比三年前多了很多，像撒了一层霜；看着父亲手里的斧头，一下一下，劈在木头上，发出“咚咚”的声响。那声响，像鼓点，敲在堂哥的心上，一下一下，让他突然就有了力气——父亲都还在扛，他怎么能认输？
傍晚的时候，堂哥坐在门槛上，陪着父亲抽烟斗。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院子里的泥土地上，像两个靠在一起的剪影。老烟斗的烟雾飘在空气里，混着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味——是白菜炖豆腐，还有一个炒鸡蛋，很简单，却很香。父亲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娃，我知道你难。可你记着，当年我跟你爷爷种西瓜，头三年全烂在地里，要么是被水淹了，要么是生了虫，村里人都笑我们，说我们不是种西瓜的料。可第四年，我们换了品种，改了施肥的法子，终于种出甜的了。烟斗得慢慢养，木杆要吸足了烟油才好用；人也一样，得熬，熬过去了，就好了。”
堂哥看着父亲的眼睛，看着那双布满皱纹却依旧明亮的眼睛，像藏着星星，点了点头。他拿起烟斗，又抽了一口，这次没呛到。烟雾慢慢散开，裹着父亲的话，裹着院子里的饭菜香味，裹着村口的风，也裹着他心里的希望。他知道，现在的日子很难，执行局的冻结还没解，欠的债还没还完，别人的白眼还会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难等着他。可他不怕了。
因为他记得，父亲说过“疼过了就好了”，他也记得，自己说过“人不死，终究会出头”。
那天晚上，堂哥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开着一辆新车，不是奔驰，是一辆普通的白色面包车，车斗里装着父亲种的西瓜，一个个圆滚滚的，绿皮上带着深绿的条纹，很甜。他开着车，从村口经过，李婶、王大娘、张叔、赵伯都在槐树下，笑着跟他打招呼。李婶手里拿着刚摘的西红柿，往他车里塞，说“刘伟啊，回来啦，婶子给你留了西红柿”；张叔挥着手，说“刘伟，晚上来家里喝米酒”。他停下车，从车里拿出西瓜，分给大家，用刀切开，红瓤黑籽，甜得汁水都流了下来，说“尝尝，我爹种的，甜”。大家吃着西瓜，笑着，说着，像以前一样，没有冷嘲热讽，没有刻意回避，只有最寻常的热闹和亲切。
醒来时，天刚亮。堂哥摸了摸眼角，有点湿，是眼泪。他坐起来，推开窗户，看见父亲已经在院子里扫地了，扫帚是用竹子做的，扫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老烟斗放在石桌上，还冒着一点点烟，是父亲刚抽过的。堂哥笑了，他知道，这个梦，总有一天会成真的。
因为他还活着，还在熬。还相信，再难的日子，也会过去；再冷的冬天，也会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