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六千

父亲的老烟斗，黄铜烟锅被岁月磨得泛着温润的光，烟杆上结着一层厚厚的烟油，那是他攥了半辈子的念想。后来我成家立业，父亲便很少再抽它，唯有说起老家那些浸着苦水又透着韧劲儿的陈年旧事时，才会从柜子深处把它翻出来，摩挲着烟锅，眉眼间漫开一片沉沉的雾霭。这一次，他说的是堂弟六谦的故事，说这名字里藏着一代人的执念，也藏着一整个家庭扛过风雨、靠着双手挣出一片天的滚烫岁月。

我和爱人结婚多年，儿子长到十来岁，关于要不要二胎的念头，便在我们心里反复拉扯，像风中的秋千，一时荡到东，一时荡到西。爱人是独生子女，打小就羡慕别人家兄弟姐妹成群的热闹，看着儿子放学回家孤零零一个人抱着玩具发呆，她眼里总会泛起向往的光，拉着我的手柔声说：“要不，咱再要一个吧？两个孩子有个伴儿，将来咱们老了，他们也能互相帮衬。”

我何尝不懂这份心思？可转头一算账，奶粉钱、尿不湿、早教班、学区房，桩桩件件都是压在肩头的大山。我忍不住摆摆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一个就够了，把心思全扑在他身上，养好就行。现在养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哪是咱们小时候那样，随便撒把米就能长大的。”

爱人听了，也只能叹口气，不再提这件事。其实我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纠结，和上一辈人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现在的压力是明晃晃的物质开销，而他们那时候，要面对的是实打实的生存磨难，是被时代和世俗裹挟的身不由己。就像本家叔叔杨火成，为了要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几乎豁出了全家的活路。

叔叔杨火成的媳妇，也就是我的婶婶，是从柳沟那边嫁过来的。柳沟挨着林区，山清水秀的，后来为了建聚乙烯工程，那片地方被推成了平地，往日的炊烟和林木，都成了老一辈人记忆里的剪影。叔叔和婶婶的亲事，没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更没有如今动辄几十万的彩礼。那时候的农村，男女相看对了眼，双方家长点个头，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他们就在老家的四合院里成了家，红布蒙头，几声唢呐，一桌粗茶淡饭，便是全部的仪式。

婶婶是个实打实的好人，说话总是和风细雨的，没有农村妇女那种直来直去的泼辣，更没有半点拐弯抹角的心眼。待人接物，全凭着一股子真诚。我们这些本家的侄儿侄女，每次去她家，她总要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变着法子给我们找吃的，一把糖，几块烤红薯，都能让我们的童年添上几分甜。叔叔杨火成则是个闷葫芦，话不多，肩膀却厚实，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头两胎生的都是女儿，大女儿伶俐，二女儿乖巧，两个丫头片子眉眼清秀，见了人就甜甜地喊“叔叔阿姨”，任谁见了都喜欢。可在爷爷奶奶的眼里，总觉得家里缺了点什么——缺一个能扛起门户的男娃。那时候的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像根扎在土里的老树根，盘根错节地缠在每个人的心头。爷爷奶奶看着别人家的小子在巷口撒欢跑跳，看着人家逢年过节时，家里有个壮实的后生能帮着拎东西、贴对联，吃饭时总要对着一桌子菜叹上几口气，那声叹气，又沉又重，落在叔叔婶婶的心上，砸出一个个坑。

婶婶的肚子又鼓起来的时候，全家都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一胎说不定就能圆了爷爷奶奶的孙子梦；忧的是，那年月计划生育抓得正紧，三胎是明晃晃的“超标”，一旦被发现，等待这个家的，将是难以承受的代价。

纸终究包不住火。婶婶怀孕的消息，还是像风一样传到了村干部的耳朵里。找上门来的那天，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一群人面色严肃地推开叔叔家的木门，院子里的鸡吓得扑棱棱乱飞。领头的干部拿着一份红头文件，声音冷硬：“杨火成，你家这是明知故犯！按规矩，要么引产，要么罚款！”

叔叔蹲在地上，双手死死地抓着头发，喉咙里发出像困兽一样的呜咽。他舍不得这个孩子，那是爷爷奶奶盼了半辈子的念想，也是他心里的一道坎。可他更拿不出罚款的钱，家里的存折上，攒了好几年的积蓄，也不过才几百块。

干部们见叔叔不肯松口，也没再多说什么，直接让人搬来木板和钉子，“哐哐当当”几下，就把叔叔家的屋门给封死了。好好的一个家，瞬间成了不能进的“禁地”，那扇被钉死的木门，像一道冰冷的界限，把这个家的温暖和希望，都隔在了门外。

叔叔咬着牙，红着眼眶，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用几根歪歪扭扭的竹竿、一捆薄薄的塑料布，还有捡来的几捆干草，搭起了一个简陋的瓜棚。棚子矮得直不起腰，四面漏风，塑料布被风一吹，就“呼啦啦”地响，像是在哭。

从那天起，全家人，年过花甲的爷爷奶奶、挺着大肚子的婶婶、还有两个年幼的姐姐，就挤在这个四面漏风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日子。白天还好，太阳出来的时候，棚子里还能有几分暖意；可到了晚上，夜风灌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两个姐姐裹着破旧的棉被，缩在奶奶的怀里，小声地哭，奶奶一遍遍地拍着她们的背，嘴里念叨着：“乖，不哭，等熬过这阵子，就好了。”

我那时候年纪不大，却总记得路过他家门前的景象。瓜棚矮矮的，像个蜷缩在地上的可怜人，棚子底下，奶奶坐在小马扎上择菜，枯黄的菜叶飘了一地；婶婶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吃力地帮着拾掇柴火，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两个姐姐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裳，蹲在地上玩泥巴，小手小脸都脏兮兮的，脸上却没什么笑容。叔叔呢，总是蹲在棚子门口，闷着头抽着最便宜的旱烟，烟头扔了一地，那双平日里布满老茧却有力的手，此刻却抖得厉害。

父亲路过时，总要停下脚步，从兜里摸出自己的老烟斗，装上烟丝，递给叔叔。两个男人蹲在瓜棚门口，一言不发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在他们的头顶，像是扯不开的愁绪。半晌，父亲才叹口气，拍拍叔叔的肩膀：“挺住，日子总会有盼头的。”叔叔点点头，眼眶红得像兔子，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堂弟还是降生了。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阳光透过塑料布的缝隙，洒在棚子里的草席上。婶婶疼得满头大汗，奶奶在一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两个姐姐踮着脚尖，好奇地看着襁褓里的小婴儿。是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哭声响亮，震得瓜棚的塑料布都微微发颤。

爷爷奶奶抱着孙子，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好，咱们杨家有后了。”

可欢喜过后，是躲不过的罚款。村干部拿着一张印着红章的单子上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罚款六千元。

六千元。

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劈得全家人都愣在了原地。在那个年代，全村人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一亩地的收成，一年到头也卖不了几个钱，叔叔家靠着几亩薄田和农闲时打零工，全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两三千块。六千元，相当于他们整整两年的血汗钱，是压垮这个家的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