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他的语气变得恭敬：“老领导，是我，立春。有个情况想向您汇报...”

赵瑞龙在旁边听着，心中震惊。父亲打的这个电话，是打给一位已经退下来的正国级老领导。这位老领导虽然退了，但在党内仍有很高威望。父亲这是要动用最高层的关系了。

通话持续了十分钟。挂断后，赵立春对儿子说：“老领导答应帮忙说话。但他也说了，现在风声紧，做事要谨慎。你马上回汉东，把能处理的事情处理好，能抹平的痕迹抹平。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守法经营的商人，什么事都没有。”

“我明白。”

“还有，不要再跟孙明那边联系，更不要威胁施压。”赵立春叮嘱，“孙明这个人，只能争取，不能胁迫。我会找机会跟他谈谈。”

赵瑞龙点点头，匆匆离开。

书房里只剩下赵立春一人。他重新走到书桌前，看着那幅“宁静致远”，苦笑一声。

宁静致远，谈何容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退下来了，也逃不开这张网。

但无论如何，他都要保住这个家，保住儿子。这是做父亲的责任，也是他最后的坚持。

与此同时，汉东省纪委办案点。

杨卫东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这三天，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白天，调查组的同志轮流找他谈话，问的都是那些他不愿回忆的往事；晚上，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他想起了妻子和儿子，想起了他们在澳洲的生活，想起了自己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如果自己倒了，他们怎么办？儿子还在读书，妻子没有工作，以后怎么生活？

他也想起了赵瑞龙，想起了那三千万咨询费，想起了那些借条。如果把这些都说出来，赵瑞龙会怎样？赵立春会怎样？他们会放过自己的家人吗？

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杨卫东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深渊，怎么挣扎都出不去。

今天下午的谈话，田国富亲自来了。

“杨卫东，考虑得怎么样了？”田国富开门见山，“我们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出，性质完全不同。”

杨卫东低着头，不说话。

“你以为不说话就能蒙混过关？”田国富把一摞材料推到他面前，“看看这些，都是我们从城建集团查出来的。虚假贸易，资金转移，工程变更中的猫腻...证据确凿，你抵赖不了。”

杨卫东看了一眼材料，心中一惊。调查组的工作效率太高了，这才几天时间，就查出了这么多东西。

“我...我承认，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杨卫东终于开口，“但那些都是业务上的问题，不是腐败...”

“业务上的问题？”田国富冷笑，“那三千万元咨询费也是业务问题？鼎盛投资公司根本没有相关资质，凭什么拿三千万？”

杨卫东语塞。

“还有这些借条。”田国富又拿出一沓复印件，“赵瑞龙写给你的，从五百万到一千万不等，总共八张，合计五千六百万。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为什么从来不还？这是借款还是贿赂？”

杨卫东的汗下来了。这些借条是他最后的底牌，本想用来关键时刻保命，没想到调查组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田书记，这些...这些确实是借款。”杨卫东硬着头皮说，“赵总当时资金周转困难，向我借钱。我们是朋友，帮忙是应该的。”

“朋友？”田国富盯着他，“什么样的朋友会借五千多万不还？而且，据我们了解，赵瑞龙的公司经营正常，根本不缺钱。他为什么要向你借这么多钱？”

“这...这我就不知道了。”

谈话陷入僵局。杨卫东咬死是借款，田国富也没有办法。毕竟，借款和贿赂性质不同，定罪标准也不同。

“杨卫东，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田国富站起身，“如果你能如实交代问题，特别是涉及赵瑞龙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如果你继续顽抗，后果自负。”

说完，田国富离开谈话室。他知道，杨卫东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松动，但还需要再加一把火。

回到办公室，田国富拨通了沙瑞金的电话。

“沙书记，杨卫东已经承认了一部分问题，但涉及赵瑞龙的部分，他还是咬定是借款。”

“证据充分吗？”

“借条是真实的，但杨卫东说是借款，我们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贿赂。”田国富说，“除非能找到其他证据，或者杨卫松口。”

“那就继续查。”沙瑞金说，“从资金流向查起。赵瑞龙借这么多钱，总要有去处。查他的公司，查他的账户，查他的消费。我不信查不出问题。”

“明白。另外，有个情况要向您汇报。”田国富压低声音，“我们监听到杨卫东妻子的电话，她最近和一个北京号码联系频繁。我们查了，那个号码是赵立春家的座机。”

沙瑞金沉默了片刻：“赵立春开始动作了。”

“是的。而且，我们接到消息，赵瑞龙已经从北京回到汉东，正在四处活动。”

“让他活动。”沙瑞金说，“越是活动，破绽越多。你们盯紧他，看他接触什么人，办什么事。记住，要合法合规，不能让他抓到把柄。”

“明白。”

挂断电话，田国富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个案子已经不仅仅是杨卫东个人的问题，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政治较量。一方是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一方是退休老领导赵立春。而他自己，就处在这场较量的最前沿。

压力很大，但他没有退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到底。

晚上，田国富在办案点的宿舍里休息。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

“田书记吗？我是赵立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田国富心中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赵老您好，我是田国富。”

“国富同志，辛苦你了。”赵立春的语气很温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要注意身体啊。”

“谢谢赵老关心。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了解一下杨卫东的案子。”赵立春说，“我听说这个同志问题很严重，你们查得很辛苦。作为汉东的老同志，我很痛心啊。我们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看着他们犯错，心里不好受。”

“是的，我们也很痛心。”田国富谨慎地回答。

“国富同志，我有个不情之请。”赵立春话锋一转，“杨卫东的问题，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完全支持。但是，查案要实事求是，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株连。特别是涉及一些老同志、老领导的问题，要慎重，要有证据。”

田国富听明白了。赵立春这是在警告他，也是在提醒他。警告他不要查得太深，提醒他要注意分寸。

“赵老放心，我们一定依法依规办案，实事求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那就好，那就好。”赵立春笑着说，“国富同志，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办案要讲原则，但也要讲政治。有些事，过犹不及。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我明白，谢谢赵老指点。”

挂断电话，田国富的心情更加沉重。赵立春亲自打电话施压，这说明赵家真的急了。但这也说明，他们心虚了，害怕了。

越是害怕，越说明有问题。

田国富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杨卫东案的进展报告。他要向沙瑞金详细汇报，包括赵立春的这个电话。

在报告的最后，他写道：“此案已不仅仅是违纪违法问题，更是新旧势力、廉洁与腐败的较量。建议省委坚定决心，一查到底，无论涉及谁，都不姑息。”

写完报告，已经是凌晨两点。田国富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办案点位于郊区，周围很安静，只有远处的路灯在闪烁。

他知道，接下来的斗争会更激烈，更残酷。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信念。

而在京海，孙明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