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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声一旦传出去，对纪委的威信是一种伤害，也会给其他同志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这几句话说得极其克制，但每一句都精准地刺中了田国富调整方案中最脆弱的那几处关节——你刚到任，你对情况还不够了解，你的调整是不是带有某种指向性？

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只需要被提出来，就足以让在座的其他人产生疑虑。

田国富端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又缓缓松开。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沉默了两三秒，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些质疑足够的尊重。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依旧平稳，但比刚才多了一层厚度：“王省长提的这几个顾虑，我都认真听了，也认为有一定道理，我刚到汉东，确实对很多情况还不像各位同志那么熟悉，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我提议调整这三个岗位，不是因为对现在的同志有什么成见，而是基于两个最基本的考量：一是制度要求，二是工作需要。”

“制度要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任职时间超过五年原则上应当轮岗，这是组织纪律，不是我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标准，不需要我来解释它的合理性。”

“至于工作需要，我这些天在走访各处室的时候发现，有些工作流程的衔接确实存在不够顺畅的地方，有些职责边界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这些问题的产生，跟个别同志的工作风格有关，但更多是跟岗位的固化状态有关——一个人在同个岗位待久了，难免会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惯性，时间越长，打破这种惯性的成本就越高。”

“所以我认为，趁着刚到任、还没有形成新惯性的时候做一些调整，反而比等过几年再动手要更稳妥。”

他说完这段话，目光平视着王江涛，没有任何回避或退缩的意思。

会议室里再次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走动的声音，一下一下，清晰而沉重。

沙瑞金坐在主位上，从头到尾没有插话。

他端着茶杯，目光落在桌面某个点上，像是在认真倾听双方的观点，又像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介入。

王江涛放下茶杯，脸上的笑容依然温和，但语气里那层客气已经比刚才薄了一些：“国富同志，你的认真负责我欣赏，但我想再问一句——这三个岗位的调整，有没有具体的时限要求？如果我说可以调整，但不一定要这么急，能不能分步骤、分批来进行？”

田国富沉默了两秒，然后答道：“分步骤进行是可行的，我在方案里也写明了建议分两批实施，第一批先调整信访室和审理室，第二批再调整第三纪检监察室，中间间隔两个月左右。”

“但是，这个方案需要有明确的启动时间，不能无限期地搁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