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翻，笔记本后面几页被撕掉了，只留下参差不齐的纸边。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墨迹很深，几乎划破了纸：

“我看见了，电视上……”

后面就没了。

“电视上什么？”小林问，“通缉令？新闻？”

老陈没说话，仔细检查手提包内部。在夹层里，他摸到一个硬物，掏出来一看，是个小小的金属徽章，圆形，红底，上面有“红星机械厂1988年度三八红旗手”的字样。

“她留着厂里的东西。”小林轻声说。

最关键的发现出现在手提包的底部。技术科的人用紫外线灯照射时，在包内衬上发现了大片的荧光反应——是血迹，被仔细清洗过，但在专业仪器下无所遁形。

“血迹面积不小，喷溅状。”法医老白初步判断，“至少是中等程度的出血。”

“能检验吗？”

“需要时间，但应该可以提取到DNA。”

老陈站起身，环顾这座巨大的垃圾场。成山的垃圾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浪，苍蝇嗡嗡地飞舞。

“这个包是什么时候被扔在这里的？”他问拾荒老人。

“应该没多久。”吴老汉说，“这堆垃圾是前天晚上环卫车倒的，我昨天开始翻，今天就发现了。”

“平时这里都什么人会来？”

“就我们这些捡破烂的，还有附近农民来倒生活垃圾。”吴老汉想了想，“对了，有时候晚上会有小车开过来，倒一些建筑垃圾或者不要的家具。”

“记得车牌吗？”

“哪记得，黑灯瞎火的。”

回市局的路上，车里很安静。小林开着车，老陈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那个“刘芬”的假身份证。

“陈师傅，您说这个包为什么会出现在垃圾场？”小林打破沉默，“如果是李秀兰扔的，她为什么要扔掉自己的包？如果是那个姓周的扔的，为什么要留着这些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两种可能。”老陈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第一，他们匆忙离开，不小心遗落了。第二……”

他停顿了一下：“有人故意把这个包扔在垃圾场，希望被人发现。”

“故意？为什么？”

“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什么。”老陈说，“也许包的主人已经死了，有人想让我们找到线索。”

车停在市局大院。两人刚下车，就看见老赵急匆匆地从楼里跑出来。

“老陈，刚接到西塘派出所电话，有个女的来报案，说认识李秀兰。”

西塘派出所距离垃圾场不远，是个不大的片区派出所。报案人叫孙晓梅，三十多岁，在附近菜市场卖水产。

“我真的见过她，肯定没错。”孙晓梅很肯定地说，“去年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她经常来我摊上买鱼。人挺文静的，说话带点北方口音，但不太爱聊家常。”

“记得她长什么样吗？”老陈问。

“瘦高个，皮肤白，短发烫卷了，右眉梢有颗痣。”孙晓梅描述的特征都对得上，“她每次都买鲫鱼，说家里人要喝鱼汤。我问她老公做什么的，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她一个人来？”

“基本都是一个人。但有一次，有个男的开着车来接她。”孙晓梅回忆，“白色的小面包车，男人没下车，就在路边按喇叭。她匆匆忙忙付了钱就走了。”

“记得车牌吗？”

“没注意。但车挺干净的，不像拉货的。”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隔着玻璃看不清楚，大概四五十岁吧，戴个墨镜。”孙晓梅想了想，“对了，有次她买鱼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挺紧张的，说‘周哥我马上回来’。应该就是那个男的。”

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上了。

“她后来还来过吗？”

“去年五月份之后就再没见过了。”孙晓梅说，“我还纳闷呢，老主顾突然就不来了。”

离开派出所，老陈和小林在车里整理线索。

“1991年四五月份，李秀兰和姓周的男人住在西塘一带。”小林说，“张建国3月底遇害，他们4月15日匆忙搬家。这说明命案发生后，他们很快就转移了。”

“而且李秀兰想留下，不想走。”老陈补充，“她在笔记本里写了。”

“那个血迹……”小林犹豫了一下，“您觉得是谁的？”

“两种可能。李秀兰的，或者……别人的。”

车驶回市局。技术科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手提包上的血迹，DNA与李秀兰留在辽阳娘家的样本不匹配。

不是她的血。

“血型是O型，男性。”老白在电话里说，“出血量不小，至少是重伤。血迹形态是喷溅状，说明当时有暴力行为发生。”

“能判断时间吗？”

“从血液降解程度看，大概一年左右，和张建国案时间接近。”

挂断电话，老陈盯着白板上李秀兰的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女人温顺地笑着，完全不像会和暴力扯上关系。

但证据不会说谎。她的假身份证出现在垃圾场，她的笔记本记载着恐惧和不安，她的包里装着别人的血。

“陈师傅，接下来怎么查？”小林问。

“查两件事。”老陈转身，“第一，查1991年四五月份，西塘一带有没有失踪或意外伤亡报案，特别是男性，O型血。第二，在全市范围排查1990年至1991年间，有没有一对男女，男的姓周，四十多岁，开白色微型面包车，女的不爱说话，带北方口音，右眉梢有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