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暮春，黄土坡的苜蓿长得齐腰深，风一吹，绿浪翻涌，带着股清甜的草香。养猪场的12头小猪崽已经长到了50斤，跟着母猪在圈里撒欢，李婶正按聂红玉教的“阶梯喂食法”拌饲料，玉米面里掺了新割的苜蓿，引得猪崽们围着食槽“哼哼”叫，热闹得很。

聂红玉坐在饲料仓库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指尖反复摩挲着信封上的军邮戳——这是沈廷洲昨天寄来的，里面装着20元钱，还有一张折叠的信纸，字迹刚劲，带着军人特有的利落：“红玉，这是我这个月的津贴，你留着给娘买些补身体的，也给石头买块新橡皮。你要是有想买的东西，别省着，我在部队一切都好，勿念。”

信封里的20元钱，用红纸包着，叠得整整齐齐，是当时普通社员半个月的工分收入。柳氏说要给小石头做件新单衣，张大妈说可以买些粗布给养猪场缝饲料袋，可聂红玉的心里，却藏着个更迫切的念头——自从陈教授寄来北京小吃名录，提了轻工业部调研食品加工的事，她就总觉得自己缺了点“理论底子”：改良咸菜、做发酵饲料靠的是经验和陈教授的指点，可真要往食品加工上走，怎么算成本、怎么搞规模化、怎么跟政策对接，这些都需要系统的知识，不是光靠琢磨就能行的。

前几天去公社送养猪场台账时，她在供销社的角落看到过一个旧书摊，摆着些泛黄的旧书，其中有本封面磨损的书，隐约能看到“农村经济”几个字。当时她没敢多问——那是个姓赵的老头看摊，据说以前是中学老师，因为“成分问题”被下放到公社，书摊里的书大多是“语录本”和农业技术手册，像“经济”类的书，在当时算是敏感物件，没人敢轻易碰。

可沈廷洲寄来的20元钱，让她又动了心思。她想把那本《农村经济学》买回来，哪怕只是看看里面的成本核算和副业规划，也能帮她理清思路。只是这书不能光明正大地买，更不能光明正大地看——要是被人看到，说她“读资本主义的书”，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娘，我去公社给您买些红糖，您最近总头晕，喝点红糖水好。”聂红玉把钱揣进贴身的布兜里，又找了个旧布包，里面装着要送的台账，“顺便去看看王嫂，她上次说台账本快用完了，我给她带几本新的。”

柳氏点点头，从灶台上拿起个粗瓷碗：“早去早回，路上小心。给我买半斤红糖就行，别买多了，省着点用。”小石头跑过来，拽着聂红玉的衣角：“妈妈，我要跟你去！我想看看公社的拖拉机。”聂红玉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下次带你去，今天妈妈要办事，很快就回来。”

从黄土坡到公社，要走一个时辰的土路。聂红玉走得很快，布兜里的台账本硌着腰，却没觉得不舒服——她满脑子都是那本《农村经济学》，不知道还在不在，也不知道要多少钱。路过村西的饲料地时，李大叔正带着社员割苜蓿，看到她，笑着喊：“红玉，去公社啊？要是路过供销社，帮我问问有没有镰刀，我家的镰刀钝了，磨不好。”聂红玉答应着，脚步却没停，心里的念头越来越迫切。

公社的街道比村里热闹，供销社门口挂着“支援农业生产”的红布条，几个社员正围着买化肥。聂红玉先去公社办公室交了台账，又给王嫂送了新的台账本，才绕到供销社后面的小巷——那个旧书摊就摆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姓赵的老头戴着顶旧草帽，正坐在小马扎上看一本泛黄的书。

“赵大爷，您这有语录本吗？我想买本给孩子读。”聂红玉走到摊前，故意提高声音，眼睛却快速扫过摊上的书——在摊角的阴影里，那本《农村经济学》还在，封面用旧报纸包着，只露出个书脊，上面的字被墨迹盖了些，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来。

赵大爷抬起头，看了聂红玉一眼，眼神里带着点打量，又低下头翻书：“语录本有，新的旧的都有，你要哪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碰了碰摊角的那本书，声音压得很低：“那本是‘农业手册’，你要是想看看，也能拿，5元钱。”

聂红玉心里一紧——5元钱可不是小数，够买10斤玉米面了。可她咬了咬牙，从布兜里掏出5元钱，放在摊面上，又故意拿起一本新的语录本，盖在钱上：“我要这本语录本，再要您说的‘农业手册’，您帮我包在一起，别让人看见。”

赵大爷会意，飞快地把《农村经济学》放进旧布包里，外面裹上语录本的封皮，又用绳子捆好，递给聂红玉：“这‘手册’里有不少种庄稼的法子，你好好看，别弄丢了。”聂红玉接过布包，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宝贝，转身就往回走，心跳得飞快，生怕被人拦下。

回到家时，柳氏正在院子里晒衣服，看到她怀里的布包，笑着问：“红糖买回来了？怎么抱这么紧，是给石头买的橡皮吗？”聂红玉赶紧把布包放进屋里的木箱里，锁上，才松了口气：“红糖在布兜里，我还买了本语录本，给石头读。”她没敢说买了《农村经济学》——柳氏思想传统，要是知道她买“敏感书”，肯定会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