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第一场雪在腊月中旬就落了下来，军区家属院的槐树枝上积了层薄薄的白霜，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连院里的煤炉都得从早烧到晚，才能勉强抵挡住寒意。聂红玉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一边给煤炉添煤，一边听着沈廷洲从部队带回来的消息——他今天开会，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之前大力推进的“后勤正规化”突然放缓，领导讲话里多了些“注意政治风向”“稳扎稳打”的措辞，连之前计划推广的“家属院食堂优化方案”，也被暂时搁置了。
“红玉，今天会上李副司令没怎么说话，散会时他悄悄跟我说，让我最近多注意家里，别太冒头。”沈廷洲坐在炕边，手里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语气里带着点困惑，“我问他是不是有啥变动，他只说‘再等等看’，没多解释。你说，是不是政策又要变了？”
聂红玉手里的煤铲顿了顿，心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她是穿越过来的，清楚记得1975年底到1976年初的历史脉络——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会遭遇波折，社会氛围会有短暂的紧张，虽然她不确定具体会影响到哪一步，但“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在黄土坡的经历让她明白，越是动荡的时候，“物资”和“认知”越是底气——有粮有布，家人能安稳过日子；懂政策懂趋势，才能在变动中抓住机会，而不是被时代浪潮裹挟。
“廷洲，不管政策变不变，咱们多备点物资总没错。”聂红玉把煤炉盖好，走到炕边坐下，语气平静却坚定，“冬天路滑，万一雪下大了，供销社和生产队送不了货，咱们手里有粮有布，心里不慌。而且小石头还在长个子，明年春天的衣服现在就能准备，布料多买些，也能省点布票。”
沈廷洲虽然不完全明白妻子的“预感”从何而来，但他信任聂红玉的判断——从黄土坡的养猪场到家属院的食堂优化，她的每一次“准备”都没错过。他点了点头：“行，听你的。这个月我的工资发了38块，加上你食堂顾问的20块，一共58块，你看着安排。票证也都在抽屉里，布票还有8尺，粮票15斤，油票3两，你要是不够，我再跟后勤科问问，能不能多申请点。”
柳氏在旁边缝补衣服，听到这话抬起头：“红玉，买是该买，可别买太多浪费了。咱们在黄土坡苦惯了，现在日子刚好过点，别把钱都囤成东西，万一用不上，不白瞎了？”她这辈子过怕了穷日子，总觉得钱揣在兜里才踏实，囤太多物资心里没底。
“娘，您放心，我不会瞎买。”聂红玉笑着解释，“布料我买4尺棉布，给您做件新棉袄，您那件旧棉袄都穿了三年了，棉花都板结了；再买2尺花布，给小石头做件春装；剩下2尺留着备用，万一衣服破了能补。粮食方面，除了定量的，我再跟红星生产队的老周订100斤玉米、50斤红薯干，冬天熬粥、做饼都能用，而且玉米和红薯干耐放，放半年都坏不了，就算雪下大了，也不用担心没吃的。”
她算得精细，既解决了家人的实际需求，又不会显得“反常”——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冬天囤点粗粮、做件新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柳氏听着有理，不再反对，反而主动说：“棉布要选深灰色的，耐脏；花布选小碎花的，小石头穿着精神。我跟你一起去供销社，帮你挑挑，我眼神比你好。”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和柳氏裹着厚棉袄，踩着雪去了公社供销社。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整齐叠着各种颜色的布料，棉布1.2元一尺，花布1.5元一尺，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跟聂红玉熟——之前集体买菜时，聂红玉帮她整理过家里的缝纫机，还教她做过红薯饼。
“沈媳妇，柳婶，这么冷的天还来买布啊？”售货员笑着打招呼，从柜台里拿出几卷布料，“这深灰色的棉布是新到的，棉花足，做棉袄暖和；小碎花布也是刚进的，孩子们都爱穿。”聂红玉接过棉布摸了摸，确实厚实，她指了指：“大姐，棉布要4尺，花布2尺。对了，您这儿有没有红薯干？我想多买些，冬天熬粥给孩子喝。”
“红薯干有，在后面仓库里，1毛2一斤，你要多少？”售货员很实在，“最近生产队送了不少来，你要是多买，我给你算1毛1一斤，算照顾你了。”聂红玉心里高兴，赶紧说：“给我称50斤，麻烦您帮我装在两个布袋子里，我好拎。”
买完布料和红薯干，聂红玉又跟售货员订了100斤玉米，约定后天让老周用马车送到家属院——老周的生产队离供销社近，顺便能帮忙拉货。柳氏看着聂红玉有条不紊地采购，心里的疑虑彻底消了，反而觉得女儿考虑周全：“你看这棉布，摸着多厚实，做棉袄肯定暖和。小石头要是知道给他买花布，肯定高兴。”
从供销社出来，聂红玉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了城里的旧货市场。她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买《政治经济学》。她知道，再过几年，中国会迎来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会有大变动，而《政治经济学》能帮她理解经济规律，不管是以后搞食品加工，还是做企业，都离不开这些理论基础。可在那个年代，这类书籍并不容易买到，还得小心，不能让人知道——万一被人说成“搞资本主义思想”，可不是小事。
旧货市场在城边的一条小巷里，摆摊的大多是卖旧家具、旧衣物的，只有一个摊主在角落摆着些旧书，用油纸包着，上面盖着块旧布。聂红玉假装看旧衣服，慢慢挪到书摊前，压低声音问摊主：“大爷，您这儿有没有……关于‘经济’的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