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北京冬天，比往年来得更烈些。呼啸的北风卷着碎雪，打在“红玉食品铺”的木招牌上，发出“咯吱”的声响。聂红玉正蹲在灶台前添煤，蓝布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上的冻疮刚结痂，一碰就疼——这是上个月赶工腌酱菜时冻的，却比1968年黄土坡的寒夜，暖了不止一万倍。

“红玉！红玉！大喜啊！”门外传来李伟的喊声，他是食品铺的学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棉帽上全是雪沫，“省工商局的证书！咱‘红玉酱菜’评上‘省着名商标’了！邮递员刚送过来，说是加急件！”

聂红玉手里的煤铲“当啷”掉在地上，炭灰扬了一裤腿也顾不上。她冲到门口，就看见李伟怀里抱着个红绸裹着的木盒，雪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却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真的？”她的声音有些发颤，手指触到木盒的瞬间，一股烫人的暖意从指尖传到心底。

柳氏端着粗瓷碗从里屋出来，刚蒸好的红薯香气飘满屋子，闻言手一抖，碗里的红薯粥差点洒出来：“啥？着名商标？就是上次王科长说的那个，全省才评五十个的？”沈廷洲从后院进来，手里还攥着修自行车的扳手，脸上的油污都没擦：“我就说咱的酱菜错不了，走，今天去买二斤猪肉，庆祝庆祝！”

打开木盒，里面躺着烫金的证书，“省着名商标”五个字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闪着光，旁边是注册证副本，“红玉酱菜”的图案——一个围着蓝布头巾的妇人腌菜的剪影，是聂红玉照着自己的样子画的。小石头从书包里掏出作业本，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我的妈妈是企业家，她的酱菜是全省最好的。”

“这证书来得不容易啊。”陈教授推门进来，身上带着寒气，手里拎着一瓶二锅头，“当年你在黄土坡用瓦罐腌菜的时候，谁能想到有今天？我那时候就说，你这酒店经理的本事，用到腌菜上都是降维打击。”他给聂红玉倒了杯酒，“尝尝，庆祝咱红玉食品的第一个里程碑。”

酒刚沾唇，门外又传来邮递员的声音：“聂红玉同志，市工商局的邀请函！”信封上印着鲜红的国徽，里面是“个体经营者表彰大会”的请柬，邀请聂红玉作为“着名商标获得者代表”上台发言，时间定在三天后，地点在市工人文化宫。

“上台发言？”柳氏凑过来看请柬，手指在“代表”两个字上摸了又摸，“当年在黄土坡，你连生产队的会都不敢多说话，现在要在全市的干部面前发言，这变化真是……”她的声音哽咽了，转身去厨房添柴，背影却挺得笔直。

接下来的三天，聂红玉都在准备发言稿。她趴在铺着粗布的桌上，借着煤油灯的光，改了一遍又一遍。沈廷洲帮她抄稿，字写得方正有力：“你就说咱的真实经历，比啥都强。当年你带着石头在雪地里跪卫生院，带着社员修猪舍，这些都写进去，准能打动人。”

陈教授帮她润色：“要提‘匠心’，你用酒店的食材处理标准腌酱菜，用流程管理方法管作坊，这就是新时代个体经营者的匠心。还要提‘感恩’，黄土坡的乡亲，汤书记，还有那些帮过咱的人，不能忘本。”

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柳氏给聂红玉找了件新做的藏青斜纹布褂子，领口绣了朵小小的梅花：“这是我攒了半年布票做的，穿上精神。”她帮聂红玉系扣子，手指触到女儿--w颈后的疤痕——那是1969年钟守刚推她下沟时留下的，如今早已淡成浅粉色。“别紧张，娘和石头在家等你回来吃红烧肉。”

沈廷洲用自行车载着她，车轮压过结了冰的胡同，发出“咯吱”的声响。“我跟单位请了假，在文化宫门口等你。”他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当年在黄土坡，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你有出息了，我得让所有人知道，聂红玉是我沈廷洲的媳妇。”

市工人文化宫门口挤满了人，挂着“北京市个体经营者表彰大会”的红底横幅，气球上印着“个体经济，大有可为”的字样。聂红玉刚下车，就有人喊她：“聂老板！这边！”是汤书记，他现在已经是市工商联的副主任，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比在黄土坡时更精神了。

“红玉啊，恭喜恭喜！”汤书记握着她的手，“你的‘红玉酱菜’，是咱从公社走出来的招牌，我跟局里的同志都骄傲。”他指着旁边一个穿干部服的人，“这是省工商局的张局长，特意问起你呢。”张局长笑着说：“聂同志，你的创业故事我们都听过，成分不好却能踏实做事，是个体经营者的榜样。”

会场里坐满了人，前排是领导，后排是各行业的个体经营者。聂红玉被安排在食品行业代表区第一排，旁边是开包子铺的王婶，还有做糖葫芦的老李——都是当年菜市场的老熟人。“聂妹子，你可真行！”王婶拍着她的手，“当年你在菜市场摆酱菜摊的时候，我就说你是干大事的人。”

大会开始，先由市领导讲话，提到了“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还特意念了“红玉酱菜”的案例：“从黄土坡的土坯房到标准化作坊，从地主成分的穷媳妇到着名商标获得者，聂红玉同志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踏实肯干，人人都能创造价值。”

掌声雷动时，聂红玉的目光落在了会场的穹顶上。灯光刺眼，她却突然想起1968年的那个寒夜——也是这样冷的天，她刚穿越到原主身上，躺在黄土坡的土坯房里，身下是铺着稻草的破炕，小石头发着高烧，小脸烧得通红，抱着她的腿喊“娘，我冷”。

那时候，柳氏站在炕边，手里攥着沈廷洲的退伍证，脸拉得老长：“地主家的狐狸精，克死了我儿子的前程，现在连石头都要克死！”原主的记忆涌上来，是被钟守刚诬陷偷了生产队的玉米，被李秀莲堵在河边骂“破鞋”，走投无路才跳了河。

“下一位发言代表，红玉食品铺聂红玉同志！”主持人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聂红玉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角，一步步走上台。麦克风有些高，她微微踮起脚，就像当年在黄土坡的养猪场，踩着土坯给社员们讲章程时一样。

“大家好，我是聂红玉，来自红玉食品铺。”她的声音清亮，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会场，“今天站在这里，我手里拿着的是‘省着名商标’证书，但我心里想起的，是1968年的那个寒夜，想起了土坯房里那碗没烧开的红薯粥，想起了我三岁的儿子烧得滚烫的小手。”

台下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聂红玉举起手里的证书，指了指上面的图案：“这个围着蓝布头巾腌菜的妇人，是我，也是千千万万个在苦难里挣扎却不肯放弃的女人。1968年，我刚到黄土坡，成分是地主，兜里没有一分钱，儿子发着高烧，连一片退烧药都买不起。”

“那时候，我以为天塌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却没有掉泪，“晚上抱着石头在破炕上发抖，听着窗外的风声，就像听着催命的鼓点。但我不能死，石头还小，他不能没有娘。我想起我以前在酒店做经理时，学过的食材处理技巧，学过的流程管理方法——我想，就算是腌酱菜，我也能腌出不一样的味道。”

“1969年的春天，我用仅有的半袋红薯，跟张奶奶换了点粗盐，在土灶上腌了第一坛酱萝卜。”聂红玉的目光扫过台下，看到了汤书记鼓励的眼神，“那时候，钟守刚说我‘地主成分不安分’，扣我的工分；李秀莲说我‘想靠酱菜勾引男人’，在妇女堆里散播谣言。是汤书记偷偷给我批了半袋玉米，是张奶奶连夜给我纳了棉垫，让我给石头取暖。”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把酱萝卜拿到公社去卖，赚了五毛钱。”她笑了笑，眼里闪着光，“我用这五毛钱买了一片退烧药，给石头吃了。看着他烧退了，露出笑脸，我就告诉自己，再难的日子，只要肯动手，就能熬过去。”

“后来，我在汤书记的支持下，搞起了集体养猪场。”聂红玉提高了声音，“我用酒店的流程管理方法，给猪舍定了‘每日三扫、每周一消’的规矩；用食材处理技巧，把野菜、玉米芯做成了营养均衡的猪饲料。那时候，有人说我‘资产阶级作风’，把养猪场搞得像‘大饭店’，但我不管，我只知道，把猪养壮了，社员们就能分红，石头就能上学。”

“1978年，我随军北上，在食品厂当技术员。”她的目光落在沈廷洲坐的方向，他正红着眼眶，用力鼓掌，“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三十块，我晚上给人缝衣服补贴家用，攒钱想开个小铺。有人说‘你一个地主成分的，还想当老板？’我偏不信邪，成分是天生的，但路是自己走的。”

“1980年，‘红玉食品铺’开张了。”聂红玉举起手里的酱菜样品，“我给我的酱菜定了三条规矩：不用劣质原料，不缺斤短两，不赚黑心钱。我用酒店的食材检测标准，每天亲自尝酱菜；用流程管理方法，把腌菜、装瓶、送货的环节都理顺。刚开始，有人仿冒我的酱菜，害我差点关门，但我没怕，因为我相信，良心做出来的东西，总有认的人。”

“今天，‘红玉酱菜’评上了省着名商标，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她顿了顿，声音里满是真诚，“我没有秘诀，只有两个字：坚守。坚守做食品的良心，坚守对生活的希望，坚守那些帮过我的人的恩情。当年陈教授下放黄土坡，被批斗得走投无路，我偷偷给她送窝窝头，她教我酱菜秘方；现在我成功了，就带着黄土坡的乡亲一起干，我的原料基地在黄土坡，我的工人里有当年的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