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秋阳格外温和，透过单元楼的阳台玻璃，洒在柳氏浇花的手上。搪瓷喷壶里的水带着凉意，落在窗台上的仙人掌上——这是小石头从大学里捎回来的，说“好养活，像奶奶一样硬朗”。柳氏直起腰，捶了捶发酸的后背，目光扫过客厅墙上的全家福：聂红玉穿着合体的西装，沈廷洲依旧是板正的中山装，已经读大学的小石头搂着她的肩膀，三个人的笑都暖融融的。

这是聂红玉去年在京郊买的三居室，南北通透，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柳氏刚搬来的时候，对着抽水马桶研究了半宿，总觉得不如老家的茅厕自在；现在却离不开了，逢人就说“城里的房子就是好，冬天有暖气，不用烧炕掏灰”。她转身走进厨房，不锈钢的橱柜擦得锃亮，冰箱里码着聂红玉早上刚送来的酱鸭、卤豆干，还有从黄土坡捎来的新米——乡亲们知道她爱吃老家的米，每次送原料都特意留一袋最好的。

“柳婶子，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喊声，柳氏快步跑去开门，只见张大妈提着一篮刚蒸的枣糕站在门口，“刚出锅的，给你尝尝鲜。听说今晚电视里有红玉的报道，我特意过来和你一起看。”张大妈是楼下的邻居，退休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刚搬来的时候听说柳氏的儿媳是“红玉食品”的老板，特意来讨教“怎么把酱菜腌得香”，一来二去就成了知心朋友。

两人坐在沙发上，张大妈摸着沙发扶手上的织锦靠垫，羡慕地说：“你真是好福气，红玉不仅能干，还孝顺。我那儿子，半年都不记得给我打个电话。”柳氏嘴上谦虚：“她就是瞎忙，天天不着家。”手里却不自觉地拿起茶几上的相框——那是聂红玉上个月去人民大会堂领奖时拍的，穿着红色的套裙，胸前别着“全国优秀女企业家”的奖章。

阳光透过纱窗，照在相框上，柳氏的思绪突然飘回了1968年的黄土坡。也是这样的秋天，聂红玉刚被沈廷洲从河边救回来，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颧骨高凸，眼神怯生生的。她当时堵在门口，手里攥着沈父留下的旱烟袋，恶狠狠地说：“你个地主家的丫头，别想占我们沈家的便宜，家里的口粮，你只能吃半份。”聂红玉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手指抠着衣角，像株被霜打蔫的草。

“柳婶子，想啥呢？”张大妈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是不是想起红玉以前的日子了？我听你说过，她刚嫁过来的时候可不容易。”柳氏点点头，眼角有些发潮：“可不是嘛。那时候成分不好，生产队的工分都给她少算，李秀莲天天在背后嚼舌根，说她是‘扫把星’。我那时候也糊涂，总觉得她配不上廷洲，做饭的时候都给她盛稀的，衣服破了也让她自己缝。”

最让她愧疚的是1969年的冬天。聂红玉怀着小石头，大着肚子还要去生产队挖河泥，回来冻得手都肿了，却还要给全家洗衣服。她看着聂红玉在冰河里搓衣服，不仅没心疼，反而因为李秀莲说“地主婆就该干活”，催着她把沈廷洲的旧棉袄也洗了。晚上聂红玉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她却舍不得花钱请大夫，只找了点灶灰敷在她额头上。还是沈廷洲急红了眼，连夜跑了二十里山路，才把赤脚医生请来。

“后来是怎么转变的？”张大妈好奇地问。柳氏笑了，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叠得整齐的蓝布棉袄：“就因为这个。1970年开春，红玉用偷偷做酱菜卖的钱，给我买了这件棉袄。那时候我风湿犯了，腿肿得走不了路，她每天晚上给我泡脚揉腿，用陈教授教的方子给我熬草药，比亲闺女还贴心。”那件棉袄的针脚有些歪，却是柳氏最宝贝的东西，每年都拿出来晒一晒，至今还能闻到淡淡的皂角香。

正说着，门锁“咔哒”一声响，沈廷洲提着公文包走了进来。他比以前胖了些，两鬓也有了些白发，却依旧精神矍铄：“娘，张大妈，今天汤书记要来家里吃饭，他从县里来北京办事，特意绕过来看看咱们。”柳氏立刻起身：“快，我去买菜。汤书记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还有红玉厂里的酱花生。”汤书记现在已经退休了，却还记着当年沈父的恩情，每年都要来看他们几次，每次都要和沈廷洲喝几杯，聊聊黄土坡的变化。

沈廷洲拦住她：“娘，你歇着，我已经让食堂送菜过来了。红玉说晚上要早点回来，电视台的人跟着她拍，说是七点半的《经济生活》要播她的专访。”提到聂红玉，柳氏的脸上立刻笑开了花：“我大孙子小石头也该到了吧？他说今天回来，要给我带大学里的稀罕玩意儿。”小石头现在在江南大学读食品专业，是聂红玉的骄傲，每次打电话都要念叨“以后要把咱们的酱菜做进国际市场”。

下午四点多，门铃响了。柳氏跑去开门，只见汤书记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身后跟着小石头，背着一个大书包，手里还捧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柳嫂子，我来看你了！”汤书记的声音依旧洪亮，“黄土坡现在可好了，红玉帮着修了柏油路，建了希望小学，孩子们都能读书了。”小石头扑进柳氏怀里：“奶奶，我回来了！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仪，你腰不好，天天用它按按。”

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汤书记看着墙上的全家福，感慨地说：“当年红玉在生产队搞养猪场，钟守刚在背后使坏，把猪崽都放跑了，我还以为她要垮了，没想到她第二天就带着乡亲们重新买猪崽，硬是把养猪场办起来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丫头不简单。”沈廷洲点点头：“是啊，那时候我在部队，放心不下家里，每次写信她都报喜不报忧，说‘娘和孩子都好，你安心当兵’，现在想想，她那时候肯定受了不少苦。”

柳氏给大家端来刚泡好的菊花茶，插话说：“还有一次，李秀莲私吞了生产队的救济粮，被红玉揭发了，她就到处散播谣言，说红玉和陈教授有私情，气得我拿着扫帚追了她二里地。”说起李秀莲，大家都笑了——李秀莲后来因为私吞物资被撤职，日子过得不好，聂红玉还托人给她送过酱菜和钱，说“都是乡亲，不能看着她挨饿”。

傍晚六点，聂红玉回来了。她穿着一身米色的风衣，脸上带着淡淡的疲惫，却依旧精神饱满。“娘，汤书记，我回来了。”她走上前，给柳氏理了理头发，“今天去工厂检查生产，耽误了一会儿。”柳氏拉着她的手，摸了摸她的脸：“累坏了吧？快坐下歇歇，饭马上就好。”聂红玉笑着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娘，这是我给你买的金耳环，你上次说耳朵空落落的。”

晚饭桌上，菜肴丰盛。有沈廷洲爱吃的酱牛肉，汤书记爱喝的红烧肉，小石头喜欢的糖醋排骨，还有柳氏最爱的酱花生。聂红玉给柳氏夹了一块红烧肉：“娘，你多吃点，最近天气凉了，要补补身子。”柳氏看着聂红玉，突然想起1975年沈廷洲退伍回来，家里穷得叮当响，过年的时候只买了一斤肉，聂红玉把肉都夹给她和小石头，自己只吃白菜。那时候她就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这个儿媳过上好日子。

七点半，《经济生活》准时开始。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农村创业带头人——聂红玉”的标题，镜头里的聂红玉站在“红玉食品”的生产车间里，穿着工作服，正在检查酱菜的质量。“我1968年来到黄土坡，是一个地主成分的穷媳妇，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是乡亲们的帮助，是家人的支持，让我一步步走到今天。”聂红玉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我们的酱菜，用的是黄土坡的好原料，传的是老祖宗的好手艺，做的是让老百姓放心的好食品。”

镜头切换到黄土坡的场景，乡亲们正在采摘花生，脸上洋溢着笑容。“聂总帮我们签了长期收购协议，我们种的花生不愁卖，每年都能赚不少钱。”张云生的声音出现在电视里，他现在是黄土坡的村支书，“以前我们穷，姑娘都往外嫁，现在好多外村的小伙子都来我们这上门。”画面又回到聂红玉身上，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接过奖章，对着镜头深深鞠了一躬：“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

柳氏看着电视里的聂红玉，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拿起手帕擦了擦眼睛，声音有些哽咽：“红玉啊，当年真没想到，你能有这出息。”这句话说得轻，却像一块石头落在每个人心里。沈廷洲握住柳氏的手：“娘，红玉从来都不是普通人，她有股不服输的劲。”小石头也说：“奶奶，我以后要像我娘一样，把咱们的酱菜卖到全世界去。”

聂红玉放下筷子，走到柳氏身边，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娘，要是没有你，我也走不到今天。当年我刚到沈家，你虽然嘴上刻薄，却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盖被子，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站出来护着我。”她想起1972年，她因为成分问题被批斗，柳氏拿着沈父的遗像挡在她身前，大喊“我男人是烈士，你们不能欺负他的儿媳”，那时候她就知道，这个婆婆已经把她当成了家人。

柳氏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那时候就是嘴硬心软。看着你大着肚子还去干活，我夜里都睡不着觉；看着你把酱菜卖了钱，先给我买棉袄，我心里比谁都热乎。”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73年小石头周岁时拍的，聂红玉抱着小石头，她站在旁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上，不管是在黄土坡的土坯房，还是在城里的楼房，都没离过身。”

汤书记喝了一口酒，感慨地说：“柳嫂子，你有福气，廷洲有福气，沈家有福气。红玉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改变了黄土坡所有人的命运。现在县里的领导都把红玉当成榜样，让年轻干部向她学习。”陈教授今天没来，却托人送来了一幅字，上面写着“厚德载物，天道酬勤”，这八个字正是聂红玉一生的写照。

晚饭后，张大妈先回去了。汤书记和沈廷洲在客厅下棋，小石头给柳氏演示按摩仪的用法，聂红玉在厨房洗碗。柳氏看着厨房里聂红玉的背影，突然想起1968年的那个冬天，聂红玉第一次在沈家做饭，把红薯煮糊了，她骂了她一顿，聂红玉没哭，只是默默地把糊红薯吃了，然后第二天就做出了香喷喷的酱萝卜。从那以后，沈家的厨房就成了聂红玉的舞台，她用一双巧手，做出了一家人的温饱，做出了一份大事业。

“奶奶，你看这个按摩仪，按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小石头的声音把柳氏的思绪拉回来。她点点头：“舒服，比你爷爷在世的时候给我揉的还舒服。”沈廷洲听到这话，笑着说：“娘，以后让小石头天天给你按。”柳氏摆摆手：“不用，我有红玉给我买的按摩仪，还有你们陪着我，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