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分，北京刮着暖融融的风。聂红玉站在老窑的院坝里，看着沈承业帮她把羌绣手帕塞进提包——那是小玥特意绣的，上面是老槐树和酱菜缸的图案，针脚细密，红得像黄土坡的酸枣。“奶奶，这个酱菜罐您一定带上，张爷爷说这是今年头茬的酱萝卜，配北京的炸酱面刚好。”沈承业把个青花瓷罐递过来，罐口封着油纸，香气隐隐透出来。

小石头从车里探出头：“娘，路上慢点开，饭庄的王经理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会安排人接您。聚会结束给我打电话，我让北京分公司的人送您回来。”他看着母亲鬓角的银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他去北京摆酱菜摊的日子，那时候母亲的头发还是黑的，现在却像老槐树的霜叶，“您别跟同学们聊太晚，您的腰不好。”

“知道了，比你娘还啰嗦。”聂红玉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胳膊，“承业的作文获奖了，记得给我报喜。”她坐进车里，提包放在腿上，里面除了酱菜罐，还有本泛黄的相册——是大学同学会组织者寄来的，里面夹着1982年她刚考入北京商学院食品专业时的照片，那时候她刚随军北上，沈廷洲送她去报到，照片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车窗外的景色从黄土坡的窑洞变成了高速公路的护栏，再到北京的老胡同，聂红玉的思绪也跟着飘远。这次是班长赵建国组织的“最后一次同学聚会”，微信群里说“咱们都七十往上了，下次再聚不知道能不能凑齐”，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红了眼。她原本不想来，觉得自己一个“腌酱菜的”，和那些当局长、当教授的同学比不了，还是小石头劝她：“娘，您的故事比谁都精彩，该让同学们看看，您活得多体面。”

老北京饭庄藏在胡同深处，朱红的门脸，挂着红灯笼，门旁摆着两盆石榴树，和她1985年摆酱菜摊时看到的一模一样。王经理早候在门口，穿着对襟褂子，笑着迎上来：“聂奶奶，您可来了！赵班长他们都在楼上‘聚贤厅’等着呢，特意给您留了靠窗的位置，能看见胡同里的老槐树。”

走上二楼，走廊里挂着老北京的黑白照片，有1960年代的粮票，1970年代的自行车，还有1980年代的个体户摊位，聂红玉看着照片里的酱菜摊，忽然停下脚步——那摊位的样子，和她当年在北京巷口摆的一模一样，木架子上摆着粗瓷罐，罐口盖着纱布，旁边蹲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像极了小时候的小石头。

“红玉！这儿呢！”聚贤厅的门一开，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是班长赵建国，他头发全白了，戴着老花镜，手里握着个保温杯，“你可算来了，我们都等你半小时了，就差派老周去接你了。”老周是周明远，当年睡在她上铺的兄弟，现在背有点驼，看见她就笑：“红玉，还是老样子，比我们这些老头精神多了。”

包厢里摆着两桌，坐了十几个人，个个都带着岁月的痕迹，有的头发花白，有的拄着拐杖，还有的带着助听器，但看见她进来，都纷纷站起来打招呼。聂红玉笑着点头，把手里的酱菜罐放在桌上：“这是我儿子做的‘红玉酱菜’，用的是当年陈教授教的法子，大家尝尝，还是老味道。”

“陈教授？是不是当年在北京饭店当总厨的那个？”女同学刘敏扶了扶眼镜，她当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现在是师范大学的退休教授，“我记得你当年总说，有个老教授教你做酱菜，我们都以为你说着玩呢。”

“可不是说着玩的。”聂红玉坐下，王经理给她倒了杯菊花茶，“当年我随军到北京，没工作，就跟着陈教授学做酱菜，从巷口的小摊摆起，才有了现在的‘红玉’。”她看着桌上的老照片——是1984年毕业时的合影，前排中间是班主任，她站在后排，旁边是赵建国和周明远，“那时候你们都劝我考公务员，说女孩子稳定最重要，可我那时候就想，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菜很快端上来了，都是老北京的家常菜：炸酱面、卤煮火烧、炒肝、豌豆黄，还有一盘刚切好的酱萝卜——正是她带来的那种。赵建国给大家分着酱菜，咬了一口，眼睛亮了：“还是当年的味道！1986年我去你那小摊买过，三块钱一罐，我媳妇说比老字号的还香，现在吃着，还是那个味儿。”

“那时候你还是个小摊贩，我们都替你捏把汗。”周明远叹了口气，他当年创业开了个服装厂，后来破产了，现在靠退休金生活，“我记得有次工商局的人查摆摊，你抱着酱菜罐跑，鞋都跑掉了一只，还是我帮你捡回来的。那时候我就想，你这姑娘，太能拼了。”

聂红玉笑了，想起当年的窘迫：“那时候沈廷洲在部队，我一个人带着小石头摆摊，风里来雨里去，确实难。有次下大雨，酱菜罐被雨水泡了，我坐在胡同口哭，觉得自己太没用，连孩子都养不好。”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可转念一想，我是酒店经理出身，连这点坎都过不去？就咬咬牙，把泡坏的酱菜倒掉，重新熬酱，第二天接着摆。”

“你那时候辞职，我们都不理解。”刘敏轻声说，“你毕业后进了北京饭店当主管，多好的工作，多少人抢都抢不到，你说辞职就辞职，跑去摆地摊，班主任都骂你‘不务正业’。”她顿了顿，“我当年留在学校当老师，一辈子安安稳稳，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会想，要是当年我也像你一样，去追自己喜欢的事，会不会不一样？”

包厢里安静下来，大家都看着聂红玉，眼里有好奇，有敬佩，还有一丝遗憾。赵建国放下筷子，他当年进了工商局，一路做到副局长，退休后总说自己“一辈子没犯过错，也没活出彩”：“红玉，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你，你后悔过吗？当年要是不辞职，你现在可能也是个局长，不用风里雨里地拼；要是创业失败，你连退路都没有。”

这个问题像块石头，沉在每个人心里。周明远低下头，他当年就是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连累家人跟着受苦；刘敏看着窗外，想起自己当年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留在了体制内；其他同学也纷纷叹气，想起自己人生中的那些“如果”。

聂红玉没有立刻回答，她拿起桌上的酱菜罐，罐身上的“实在”二字格外清晰——是沈承业绣的羌绣。“我这辈子，经历过两次‘从零开始’。”她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有力，“第一次是30岁，我在酒店当经理，兢兢业业干了十年，说被裁就被裁了，那时候我觉得天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第二次是穿越到1968年的黄土坡，成了地主成分的穷媳妇，原主跳河刚被救上来，家里穷得连口饱饭都没有，身边只有个三岁的孩子。”她看向大家，“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亲人，连吃口野菜都要自己去挖，冬天的窑洞冷得像冰窖，晚上睡觉都要抱着孩子取暖。”

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他们只知道她创业不易，却不知道她经历过这样的绝境。刘敏递过一张纸巾，眼眶红了：“红玉，你太苦了。”

“苦是苦，可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聂红玉笑了，“1968年的冬天，我带着孩子在坡上挖苦苣菜，冻得手都肿了，却想着一定要让孩子吃饱饭；1970年灾年，我跟着陈教授学做酱菜，晒谷场的酱缸边，我蹲了整整一个夏天，皮肤晒脱了皮，却觉得有奔头；1985年在北京摆摊，下雨的时候，沈廷洲从部队回来，披着雨衣站在我旁边，说‘红玉，我陪你’，那时候我觉得，再难都值了。”

“我当年辞职，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再过那种‘被人拿捏’的日子。在酒店当经理，做得再好，说裁就裁；可做酱菜，我靠自己的手艺，靠自己的良心，做得好就有饭吃，做得不好就自己担着，这种踏实，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拿起一块酱萝卜，“你们看这酱菜，‘三晒三腌’，一步都不能少，就像人生，一步都不能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