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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四十分,二號手术室的门推开了。
叶蓁走出来,左手扯下口罩,右手还在活动指关节,骨节发出细碎的咔咔声。
连著两台“华夏之心”的先心病手术。一台房缺修补,一台动脉导管未闭结扎,都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红卡患儿。
刘建民跟在后头,手里捧著术后记录本,嘴里还在念叨。
“第二台的导管壁黏连比术前评估的严重,你那个分离手法我没看明白,回头能不能再讲一遍”
叶蓁边走边说:“晚上查房的时候一起说,你把术中录像带调出来,我標註几个关键帧。”
“行,我马上安排。”
刘建民小跑著拐进了护士站。
叶蓁在走廊拐角的洗手池前停下,拧开水龙头。冰凉的自来水衝过指尖,她低头洗了把脸。
水珠顺著下巴往下淌,滴在白大褂前襟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不止一个人。
她关掉水龙头,拿袖口隨手抹了一把脸,转过身。
安德烈站在三步之外。
银髮梳得一丝不苟,灰色呢子大衣扣得板板正正。那双厚实的手交握在身前,指节泛著白。
两个年轻的苏联医生站在他身后。
伊万的眼眶是红的。
他刚在观摩室里看完了整场手术——从第一台的开胸到第二台的最后一针,中间连厕所都没去过。
翻译站在最后面,手里攥著笔记本,眼神在安德烈和叶蓁之间来回弹。
走廊安静了两秒。
叶蓁靠在洗手池边,没动,等著。
安德烈没开口。
他低下头。
右手伸向自己的左胸口,摸到了大衣翻领上那枚擦得鋥亮的金星勋章。
指腹在勋章边缘顿了一下。
然后,他拧开別针,把勋章从领口取了下来。
动作很轻。
像是在摘一片不属於自己的叶子。
他把那枚代表苏联科学院最高荣誉的金属徽章握在掌心,缓缓塞进了大衣內侧口袋。
伊万的嘴张了张,整个人钉在原地。
他跟了安德烈六年。
从列寧格勒到莫斯科,从巴库洛夫中心到柏林学术年会——那枚勋章从来没有离开过导师的胸口。
从来没有。
在东德国家歌剧院参加国宴时,別著。在who日內瓦总部做报告时,別著。在任何一个有摄像机和闪光灯的场合,安德烈永远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那不是装饰品。
那是他的鎧甲,他的名片,他在这个星球上行医四十年换回来的全部体面。
此刻,他把它摘了。
揣兜里了。
安德烈抬起头,看著叶蓁。
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过来。
没推,没滑,是双手平端著递过来的。
“叶大夫。”
翻译刚要开口,叶蓁已经接过信封拆了。
里面是两张超声照片,一张心电图,一张血气分析报告。
她抽出超声照片,举到走廊头顶那盏日光灯底下。
灰白相间的影像上,一颗比核桃还小的心臟结构扭曲得不成样子。大动脉位置完全顛倒,室间隔上找不到任何缺损的代偿通道。
翻到血气报告。
血氧饱和度——68%。
四天前还是77%。
四天,掉了九个点。
这颗心臟正在倒计时。
叶蓁把照片放下来。
安德烈开口了。
“四天前我从北城给莫斯科打了电话,让他们重新做了全套评估。”
他停了一下。喉结滚了一遍。
“孩子的情况比我来之前恶化了太多。eo维持到现在,肾功能已经开始出问题。”
又停了一下。
“叶大夫——”
他的目光里没有了来时的任何傲气,只剩下一样东西。
一个老医生看了一辈子生死之后,面对自己救不了的孩子时,那种无声的、彻骨的无力。
“如果您不救,这个孩子活不过这个月。”
走廊里只剩日光灯管细微的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