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神都洛阳的冰雪消融，文学馆内的争论却并未因季节更替而稍减。随着《永昌商法》草案的逐渐成形，一个更加新奇、甚至在许多人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发端并非源于某位学者的奏疏，而是源于两起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代表性的民间纠纷。

一起发生在洛阳南市。一位名叫鲁大的木匠，祖传一手精湛的水车、筒车制作技艺。他耗时数年，反复琢磨，改良了传统筒车的龙骨结构，使其在同等水力下，提水效率提高了近三成，且更经久耐用。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改良后的新式筒车图纸藏于家中，只接一些高价定制活计，生活因此大为改善。然而好景不长，他的一名徒弟出师后，将图纸偷偷摹绘一份，带往他乡，以更低廉的价格承揽工程，甚至将技术卖给了别的匠人。鲁大发现后愤而告官，称徒弟“窃我秘技，断我生路”。可官府审理后却认为，技艺非财物，图纸亦非偷盗实体物件，且“百工技艺，本应流传造福乡里”，徒弟所为虽有背师道，却难以依现行律法定罪，最终只是训诫了事。鲁大血本无归，改良技艺迅速扩散，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势，郁郁寡欢。

另一起则发生在国子监附近的书坊街。一位穷书生耗费心血，注释、校勘了一部前朝诗文集，自费雕版印刷了数百册，销路尚可，略补家用。不料，另一家资金更为雄厚的大书坊见有利可图，直接雇人买来一本，依样翻刻，因其成本更低、铺货更广，迅速挤占了市场。穷书生找上门去理论，反被对方奚落：“天下文章千古事，先贤诗文乃天下公器，尔不过略加批点，便想独占其利？我刻我的，与你何干？”书生告到官府，得到的回复同样是“无此律条”，只能自认倒霉。

这两起案子，经由不同渠道，最终都摆到了太子李瑾的案头。其时，李瑾正为《永昌商法》中关于“契约”的保护条款能否有效执行而思索，见到这两桩“新奇”案件，心中不由一动。他将案情与自己的想法，同狄仁杰、刘晏等人商议。

“狄公，刘员外郎，你们看此二事。”李瑾将卷宗推过去，“鲁大改良筒车，利在灌溉，实乃惠民之技；书生校勘诗文，亦有助于学问传播。其心血付出，理应有所回报。然现行律法，于工匠之改良技艺，书生之校勘心血，竟无只字保护。长此以往，谁还愿费心改良工具？谁还肯精心校勘典籍？此非挫伤良工巧匠、学子文士之心乎？于永昌新政鼓励农商、昌明文教之旨，岂非背道而驰？”

狄仁杰捻须沉思，他精通律法，熟谙旧例，很快便道：“殿下所虑甚是。然我朝乃至前朝律令，于此类事，确无明文。《工律》多涉官营工匠管理、物料稽核；《杂律》偶有提及‘器物造作不如法’，亦是指粗制滥造、不合规格，而非保护独有技艺。至于文章典籍，向被视为公器，私刻翻印虽有争论，但律无禁止，便是可行。欲加保护，恐需另立新规，且……”他眉头微蹙，“此例一开，牵扯甚广。百工技艺，历来是师徒相授，秘不外传，若以律法保护其‘独有’，是否会阻碍技艺流传，令百姓不得共享其利？文章之事，若人人皆可主张己作不许他人翻刻，是否又会禁锢学问，不利教化？”

刘晏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年轻，思维活跃，对新事物接受度高：“狄公所虑固是。然下官以为，此事关键，在于‘激励’二字。鲁大若不改良筒车，其技不过寻常；书生若不精心校勘，其书亦无价值。其改良、校勘所增之价值，乃其心血所凝。若其心血可被他人随意无偿取用，则人皆坐享其成，谁还愿劳心费力去‘创新’、去‘求精’？保护其一定期限内的独享之利，正是为了激励更多人投入心血，去创造更多更好的器物、更精良的典籍。此所谓‘予之以利，驱之以进’。待保护期限一过，其技艺、其文章自然流入公域，造福众人，岂不两全？”

他越说越兴奋，联想到正在编纂的《商法》：“此理与商法保护‘契约’、保障交易类似。若无法律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合法得利，则人皆不愿行商，货殖何以流通？同理，若无法律保障良工、文士之心血得利，则创新、精进之风何以盛行？此二者，一为通有形之货，一为励无形之智，皆为国家富强之要途！”

狄仁杰缓缓点头：“刘员外郎‘激励’之说，颇有些道理。只是，这‘独享之利’如何界定？期限几何？由谁认定？如何防止有人借机垄断寻常技艺、寻常文章，反害公益？此中分寸，极难把握。”

李瑾道：“难，方显立法之必要与价值。可先尝试确立原则，细化条目。譬如，工匠所创新式、有效之器物制法，可向官府（如将作监或州府工曹）呈验，经核实确为创新且有益，则授予其专营其利之权，许其在一定年限内（如五年、十年）独家制造、售卖，或向他人收取一定‘授权’费用。过期则公开，他人皆可仿制。此所谓‘专利’——专享其利也。至于文章典籍，可规定首次雕版印刷者，对其特定的版式、校勘、注释，拥有专印之权，一定年限内，他人不得原样翻刻。但原文章本身（如前人诗文）不在此限。此所谓‘版之权’，保护的是编校、刻印者的心血与投入。”

“专利……版权……”狄仁杰咀嚼着这两个新词，眼中露出深思之色，“名称倒是贴切。然具体操作，仍需详议。譬如，如何鉴别是否真为‘创新’？寻常工匠稍作改动，是否也算？若两人各自独立做出相似改良，又当如何？版权的年限定为多久为宜？如何防止书坊借保护之名，行垄断典籍传播之实？”

文学馆内，关于“专利”与“版权”的讨论，比之当初“平等律”和“商法”的争议，更为新奇，也更为激烈。反对之声主要来自秉持传统观念的学者。

一位老博士痛心疾首：“荒唐！荒唐！百工之术，乃圣人所传，为的是利济万民。岂有设为私密，专享其利之理？此乃与天争功，与民争利之极致！若依此法，鲁班再生，是否也要向天下木匠收取斧凿之资？蔡伦再世，是否也要垄断造纸之利？技艺应该广传天下，惠泽苍生，方是正道！设此‘专利’，是驱使人藏私，阻碍技艺流传，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位负责典籍校勘的官员也忧心忡忡：“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著书立说，本为教化人心，传承文明。若立‘版权’，他人不得翻刻，则穷乡僻壤、寒门学子，如何得窥佳作？学问之道，贵在交流传播，岂可设篱笆以自固？此非鼓励学问，实乃禁锢思想也！长此以往，文脉壅塞，岂是盛世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