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洛阳，暑气蒸腾，但比天气更炽热的，是文学馆内关于新律草案基本成型后，一个迫在眉睫、却又近乎无解的难题：如何让这部耗费无数心血、承载着“永昌新政”部分理想的新法典，从庙堂高阁走向市井乡野，从精英的辩议变为百姓的认知？

“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李瑾放下手中厚重的、墨香犹存的新律草案汇总卷帙，目光扫过在座的狄仁杰、刘晏、徐有功、裴谈等人，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坚定，“然程式、仪表，若藏于秘府，束之高阁，不为天下万民所知、所晓、所用，则与废纸何异？与无此程式、仪表，又有何区别？”

馆内一时沉默。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立法跋涉，从“平等”原则的艰难确立，到“商法”的独立成篇，再到“专利版权”的微弱萌芽，“司法相对独立”的谨慎尝试，以及“代书人”的有限规范……每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艰难的说服和小心翼翼的妥协。如今，法典的骨架已初步搭就，血肉正在填充，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具精心构建的法律躯壳，若不能获得“民知”与“民信”的魂魄，终将是一具华美的僵尸，甚至可能沦为贪官污吏舞文弄法、欺压百姓的新工具。

“殿下所言，实乃根本。”狄仁杰缓缓开口，眉宇间是深沉的忧虑，“昔日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谓‘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其言虽偏，然亦道出一理：法需晓喻，民方知惧知守。我朝《永徽律》及其疏议，不可谓不完备，然能通读理解者，十中无一。州县官吏，尚且有人不明律意，何况闾阎百姓？新律较旧律，更添‘平等’、‘契约’、‘专利’等诸多新意，若不加宣讲晓喻，百姓茫然无知，则新法之行，必多窒碍，甚或滋生新的不公。”

刘晏年轻气盛，接口道：“狄公所虑极是。譬如商法之中，保护‘市券’、规范‘牙人’，此乃保护商贩之利。然若行商坐贾不知其法，遇事不知凭‘券’理论，或仍循旧例私下解决，或被不法牙人、胥吏蒙骗，则良法美意，尽成空文。又如‘代书人’之设，本为助不通律令者，然若百姓不知有此途径，或不信其能助己，则此制亦同虚设。故，普法宣教，乃行法之先导，甚至重于立法本身！”

道理谁都明白，但具体如何操作，却让在场诸人，包括素以干练著称的狄仁杰，都感到棘手万分。

裴谈苦笑：“普法……谈何容易。我大唐疆域万里，州县千百，百姓亿兆，十之八九目不识丁。律文深奥，即便抄录颁布，贴于州县衙门照壁，又有几人能看？几人能懂？难道要我等挨家挨户去宣讲不成？此乃不可能之任务。”

“确是如此。”徐有功也叹道，“且百姓日常，多依乡规民约、宗族家法、人情事理。诉讼告官，视为畏途。骤然告以新法，言其权利，恐反生疑惑，或以为官府设套，或以为天方夜谭。更甚者，若百姓稍知权利，便蜂拥告状，州县官府如何应对？此亦不得不虑。”

阻力不仅来自技术层面，更来自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利益。消息传出，立刻有保守派官员上疏，言辞激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圣人之训也。百姓但知遵从上命，安分守己即可，何需尽知律法？若人人熟知律条，必生狡黠之心，动辄援引律文，与官府抗衡，与尊长争讼，天下岂有宁日？此非治国，实乃乱国之阶也！”

“律法乃朝廷威柄，官吏所执。若尽示于民，则威柄下移，官吏何以治民？刁·民必持片言只语，纠缠不休，挟制官府。且新律之中，多有‘平等’、‘契约’等新说，若广为传播，恐启小民非分之想，动摇尊卑上下之序。法宜秘，不宜宣；威宜专，不宜分。此乃驭民之道！”

这些言论，代表着一种强大而顽固的统治哲学：法律是统治工具，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权柄象征，是精英阶层（尤其是官僚集团）垄断的知识和权力。将其向百姓普及，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多余的，更是危险的，会削弱统治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唤醒百姓的权利意识，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面对技术上的巨大困难和观念上的顽固抵制，李瑾和狄仁杰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找到切实可行、又能被各方（尤其是武则天）接受的折中方案。

“普法天下，非一日之功，亦不可强求一蹴而就。”李瑾在又一次闭门会议中定下基调，“当分步骤、有侧重、多渠道而行之。目标并非使每个百姓皆成律学大家，而是让其知晓最基本、与其切身相关的律法原则和权利，知所行止，有所凭依。”

狄仁杰颔首：“殿下所言甚是。老臣以为，可从以下几处着手，循序渐进。”

首先，是“刊印颁行，昭告天下”。这是最基础的一步。新律一旦最终定稿，将以朝廷名义，大规模雕版印刷（利用已有“版权”概念的萌芽，由官方指定的“首刻”书坊承制），颁发至各州县。不仅要存放于官府，更要在州县衙署、市集、城门、驿站等公共场所悬挂、张贴主要条款的摘要或通俗告示。告示需用通俗白话书写，务必让稍有识字能力者能看懂大意。同时，责成各州县学官、博士，在讲学之余，向生员、士子讲解新律大义，通过他们影响其家族、乡里。

“生员、士子，乃地方乡绅之基，亦为民智所系。他们通晓律义，于地方息讼、解纷乃至监督胥吏，皆有大用。”刘晏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