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1935年的初夏

自打年初日本定下华北分离策略，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便频频制造事端，蓄意挑衅。

先是借口天津汉奸报社社长遇刺、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冀东非武装区，大肆制造舆论，扬言中国破坏此前协定，公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在北平、天津街头武装示威，关东军更是重兵集结山海关、古北口，剑拔弩张，摆明了要逼迫南京签下新的卖国条约，一步步蚕食华北主权。

消息传回南京，娘希匹先生一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敢与日军正面抗衡，只想一味妥协退让，将所有烂摊子尽数推给北平军分会，全权交由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以及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负责，授意二人尽量满足日方要求，息事宁人。

黄郛何等精明，早前便经手过《塘沽协定》，深知与日方谈判、签下这类出卖国土的协定，注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沦为举国声讨的汉奸。

此番日方要求愈发苛刻，不仅要国府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东北军，罢斥抗日态度坚决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还要取缔河北境内所有抗日团体，彻底出卖华北主权，这等祸国殃民的协定，他断然不肯再沾手。

接到娘希匹先生的命令后，黄郛二话不说，直接递上辞呈，对外宣称自己身染重病，无法履职，当即撂挑子下野，躲得干干净净，把这个天大的黑锅，彻底甩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独自留在北平，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与南京的施压，焦头烂额，骑虎难下。

他心里清楚，这份协定一旦签下，自己必将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思来想去，他猛地想起一人——刚刚被任命为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坐镇山东的刘珍年。

刘珍年在山东极具话语权，何应钦当即打定主意，要拉着刘珍年一同参与谈判，共同签署协定，一来能分担舆论压力，二来有刘珍年参与，也能显得这份协定是多方商议的结果，自己不用独自背负骂名。

当天，一封加急电报便从北平军分会发往济南，送到了刘珍年手中。电报里，何应钦言辞恳切，以委员长身份，命令刘珍年即刻动身赶赴北平，参与对日谈判，共同商议对日协定事宜。

刘珍年拿着电报，反复看了数遍，嘴角冷笑，心底早已透亮。

他比谁都清楚，日方此次的诉求，根本不是简单的调停，而是要彻底剥离华北，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国军队，打压抗日力量，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份协定，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谁签谁就是大汉奸，谁签谁就会被全国百姓唾骂，遗臭万年。

他刘珍年，在山东苦心经营，高举抗日大旗，收拢天下抗日志士，为的就是抵御日寇，守护国土，若是跟着何应钦签下这份协定，岂不是自毁前程，违背初心？别说天下人不答应，他自己心中的家国大义，也绝不允许！

可直接拒绝，也万万不可。何应钦是南京中枢要员，是娘希匹先生面前的红人，更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公然抗命，等于彻底得罪南京。

他当即放下电报，喊来张泰昌，沉声吩咐道“即刻传下去，就说我连日操劳军政事务，突发急病，卧床不起，高烧不退，无法起身理事，任何人都不见，任何公务都暂时搁置。”

张泰昌心领神会，连忙下去安排。一时间，刘府上下乱作一团，大夫频繁出入，下人端药送水，脚步匆匆，对外一律宣称省主席刘珍年重病缠身，奄奄一息，连床都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