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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们的安排，是眼下我能想到的，最稳妥的路。”林安低声分析，“工人身份，技术岗位，下乡知青，老家根基……这些都是护身符。加上我的嘱咐，只要他们谨记‘低调、本分’，熬过这几年，等风平浪静，日子还能继续过。”

“可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还要顾着我们母子……”王幼楚心疼地抚摸丈夫的脸颊。

“我不是一个人。”林安握住她的手，贴在胸口，“我有你，有曦儿。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而且，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在国内，我能护住这个家；在国外，我能为国家开疆拓土，这也是护家，护更大的家。”

夫妻俩不再说话，只是紧紧相拥。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停了，夜格外寂静。但这寂静之下，是汹涌的暗流，是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

从第二天起，林家的生活看似如常，却悄然发生着变化。

林安开始利用一切渠道，为王幼楚办理随任手续，同时不动声色地搜集关于乌干达乃至整个东非地区的所有资料，从政治经济到风土人情，从常见疾病到外交礼仪，事无巨细。

王幼楚一边继续教学工作，一边开始悄悄准备，她整理了这些年的教学笔记和心得，封存起来。把一些可能敏感的书籍、信件做了处理。给父母和公婆都织了厚厚的毛衣毛裤，仿佛要弥补未来多年不能尽孝的缺憾。

林静的婚事被提上日程。王幼楚通过学校同事、林安通过部里关系，悄悄物色了几个背景清白、为人踏实的青年。最后林静自已相中了一个，是轧钢厂下属分厂的技术员，叫赵庆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本人老实肯干，技术也好。两家见面，都觉得合适，便低调地定了下来，商量好等林安出国前，就把婚事简朴地办了。

林康学习更用功了，同时开始有意识地看一些农业、农村方面的书，还缠着父亲讲老家的风俗、农活。林大山虽然不明白儿子为什么突然对老家的事这么上心，但也乐得讲。

林健越发沉默，几乎长在了轧钢厂的技术科和车间里，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就是埋头研究图纸和技术革新方案。厂里的老师傅都夸，林家这小子，是个搞技术的好苗子，沉得住气。

南锣鼓巷的老邻居们渐渐发现，林家似乎比以往更安静了。林大山还是按时上下班，王桂芬还是那么勤快爽利，但闲聊时涉及外面的一些事，老两口总是笑呵呵地岔开话题，或者干脆说“咱一个工人，不懂那些”。

雨儿胡同那边，林安开始整理行装。他带的东西很实际：大量的药品（尤其是奎宁等抗疟药）、结实耐穿的布料、一些工具书籍、还有精心挑选的、作为国礼和日常交往用的中国特色小物件。每一件行李，都经过深思熟虑。

时间在紧张而有序的安排中飞快流逝。秋去冬来，当1965年的春节在隐约的不安气氛中过去后，林安的正式任命终于下达了。

华夏共和国驻乌干达特命全权大使。

调令要求，三个月内赴任。

离别，进入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