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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接过，快速浏览。文稿中引用了不少国外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了经济开放初期社会心态的变化规律。

“这部分写得深入。”他指着一处，“‘既要防止青年在接触外来文化时迷失自我，也要避免因过度防范而压制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极性’，这个平衡点找得很好。”

“我们小组讨论了很久。”陈志远说，“最后达成共识：思想引导要像大禹治水，重在疏导而非封堵。要相信大多数青年是有辨别能力的，关键是给他们正确的指导。”

“对，信心比黄金重要。”林安在笔记本上记下，“你们再补充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如何在特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如何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

“是。”

陈志远走后，经济研究局的孙启明来了，脸色凝重。

“林主任，有个新情况。”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刚从广东调来的最新经济数据。您看这里——宝安县（深圳）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对面香港新界一个乡镇的一半。差距太大了。”

林安看着数据，眉头紧锁。他知道有差距，但没想到这么大。

“这意味着什么？”他问。

“意味着如果特区搞起来，初期可能会形成强烈的‘虹吸效应’。”孙启明指着地图，

“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会涌入特区，但内地的资源也可能被吸走。如果控制不好，特区是发展了，但周边地区可能被掏空。”

这是个严峻的问题。林安沉思片刻：“有什么对策？”

“我们初步想了几个。”孙启明翻开笔记本，“首先，严格控制特区与内地的边界，防止资源无序流动。

其次，在特区周边设立‘缓冲区’，实行过渡性政策。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特区的发展成果，要有相当一部分反哺内地，带动周边一起发展。”

“反哺……”林安重复着这个词，“这个思路好。特区不能成为孤岛，要成为引擎。你们把这个思路深化一下，写成专题报告。”

“好。”

讨论持续到中午。送走孙启明，林安站在地图前，久久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