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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妙,并非明面上的特殊待遇,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善意”的区别对待。
课堂上,他偶尔会被点名回答一些并不刁钻的问题,随后得到老师恰到好处的肯定;
集体活动,他常被“安排”到相对轻松或出彩的角色;
申请普通的校内勤工俭学,流程顺利得超乎寻常;
甚至连食堂打饭,阿姨的手都仿佛稳当了几分……
同学们或许浑然不觉,但赵小军对此日益敏感且不适。
他骨子里有股倔强,渴望凭真才实学赢得认可,而非“省委书记外甥”的光环。
舅舅的本意是保护,为他争取一个纯粹的成长环境。
然而现实是,能真正做到对他身份“无视”的人,凤毛麟角。
多数人,或敬畏,或示好,或仅为避嫌,都不自觉在他周围划出无形界限,给予他一种“温和的特殊化”。
这令赵小军感到孤独与困扰,他只能更专注地埋首书海,用成绩证明自已,也借此躲避那些令他不安的“关注”。
转机,发生在一堂“法理学”专题讨论课上。
那堂课讨论一个情理法冲突的经典案例,学生们争论激烈。
赵小军基于所学,提出了一个颇具批判性的观点,对案例中某种主流解读提出了质疑。
赵小军的观点尖锐,甚至隐隐挑战了授课老师的某些定见。
课堂气氛一时微妙,不少同学觉得他过于较真,甚至有些“不识趣”——毕竟,这位老师平日对他颇多“客气”。
出乎所有人意料,当时在旁听的系主任高育良教授,在赵小军发言后,非但没有打圆场,反而就其观点展开了深入、专业的追问与辩驳。
高育良引经据典,逻辑缜密,层层推进,将讨论引入法理思辨的深处。
整个过程,他神态严肃,目光锐利,完全将赵小军视为平等的学术对手。
给予其观点充分的尊重,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剖析其论证中的疏漏与偏颇。
赵小军最终被驳得理屈词穷,但心服口服。
因为他真切感受到,高老师是在与他进行纯粹的学术交锋,旨在启迪思考,而非敷衍或顾忌其他。
高育良眼中,只有观点的对错,没有身份的贵贱。
课后,高育良走到赵小军面前,语气平静无波:“赵小军同学,批判精神可嘉,但法学重证据、讲逻辑。
你的论点有锐度,但论据支撑不足,逻辑链有断层。
建议课后精读《论法的精神》相关章节,并参考发布的第72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或有新的感悟。”
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故作亲切的鼓励,只有就事论事的学术指引。
这反而让赵小军感到一种久违的、被当作普通学生认真对待的轻松与踏实。
此后,校园偶遇,高育良仅是颔首致意,从无多余交谈。
在涉及评奖、活动安排等事务时。
赵小军能清晰感知,在高育良主持的政法系,规章与成绩是唯一准则,他的特殊背景并未带来任何倾斜。
一次小组课题报告因引用格式问题被扣分,审核人正是高育良。
赵小军私下请教,高育良摊开报告,一丝不苟地指出错误所在,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学术规范是铁律,无人可免。此次扣分是警醒,下不为例。”
严格,但公正。不阿谀,亦不刁难。高育良用一种近乎“不近人情”的公平,对待着包括赵小军在内的每个学生。
渐渐地,赵小军意识到,在偌大汉大,或许唯有这位身形清癯、面容严肃、镜片后目光深邃的高育良主任,是真正在践行舅舅所说的“一视同仁”。
在他面前,自已仅仅是“政法系大二学生赵小军”。
这种认知,让赵小军对高育良产生了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他敬畏高老师的严格与不苟言笑;
另一方面,心底却悄然滋生出一股真挚的敬意与隐隐的好感。
他明白,这种不掺杂质、不避矛盾的严格,才是对他最大的负责与期许。
尽管高老师从未对他有任何私下表示,但赵小军能感觉到,高老师是把他视为一个“可造之材”在审视、在打磨,而非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