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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抗议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是那种有组织的、有领袖的、有明确诉求的抗议。

是那种——从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自已长出来的抗议。

他们从各自的电视机前站起来，从各自的收音机前站起来，从各自的厨房里站起来。

走到街上，走到广场上，走到州议会大厦前。

他们举着牌子，牌子上没有别的字，只有陈时安问的那句话：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

联邦的无能，像一层遮羞布，被这句话一把扯了下来。

能源署的“正在研究”不管用了，内政部的“战略储备”不管用了，商务部的“进口调整”不管用了。

人们不再相信那些词了。

那些词，在陈时安的那些话面前，像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

联邦国会山从那天会议结束就闭门开了两天会。

没有结果。

不是不想有结果，是不知道该怎么有结果。

油价还在涨，抗议还在继续，陈时安的那句话还在每个人的脑子里响。

迪斯非尔德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的游行队伍，手里的笔转了一圈又一圈。

他说了无数遍“正在研究”，但这一次，他知道，研究不出什么了。

福莱德靠在椅背上，嘴角那丝笑彻底没了。

他想起陈时安问他的那句话：

“你在乎过任何人吗？”

他想说“在乎”，但他说不出口。

因为他知道，他从来没有。

艾伯特低着头，手指搭在桌沿上，一动不动。

他在国会山待了三十年，见过无数场危机，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不是危机，是审判。

是陈时安站在国会山，当着全联邦的面，对他们进行的审判。

另一边联邦政府总统办公室。

那天会议结束后，总统回到了自已的办公室，没有回椭圆形办公室，直接上了二楼。

幕僚长跟在后面，想说点什么，门已经关上了。

他在里面待了一整夜。

走廊里的工作人员压低了声音走路，没人敢靠近那扇门。

凌晨三点，有人听见里面传来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不是砸东西，是杯子从手里滑下去，碎在地上的那种声音。

然后是沉默，很长的沉默。

第二天，他没有出门。

窗帘拉着，灯没开，电视也没开。

他坐在床边的扶手椅里，穿着昨天那套西装。

茶几上放着半瓶威士忌，杯子倒着，没有扶起来。

幕僚长敲门进来的时候，看见他就那么坐着，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上，像是在看什么很远的东西。

“先生，”

幕僚长站在门口，声音很轻。

“您需要休息。”

总统没有回答。

“外面有很多记者，他们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