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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全联邦冻死的不止哈罗德一个。
很多地方都有——但宾州没有。
有人民党的地方没有。
联邦各地政府的人照常填表、叫车、拉走,完事。
然而冬天还没结束。
几天后,那个信封到了哈里斯堡,到了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大楼,到了陈时安的桌上。
陈时安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着那个信封。
已经拆开了,里面的剪报摊在桌上。
“一名71岁男子被发现死于家中,初步判断因低温导致。”
他把那行字看了三遍。
然后把信封翻过来。
“陈先生——你说过不抛弃,不放弃。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不想死。”
字迹很用力,一笔一画,像是把笔尖戳进纸里写的。
陈时安把信封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天灰蒙蒙的,灰得像铅,灰得像铁,灰得像那个小镇上空的天。
埃文斯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摞文件,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陈时安没有看他。
“埃文斯。”
“冻死人了。”
就几个字。
没有愤怒,没有激动,没有集会上的慷慨激昂。
但埃文斯听出了那几个字底下的东西。
那不是平静,是压住了的火山,是绷到了极限的弦。
“先生……”
埃文斯开口了,又不知道说什么。
陈时安把那张剪报折起来,放进抽屉里。
“联邦那边,还在开会?”
“是。能源委员会今天下午又开听证会。闭门的。”
陈时安嘴角动了一下。
那不是笑,是一种比冷笑更冷的东西。
“闭门?”
“他们在闭门的屋子里开会、研究、讨论‘怎么办’。而外面有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屋里坐着,坐着坐着就死了。”
他停了一下。
“他们知道吗?”
埃文斯没有回答。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
“他们知道。”
陈时安自已回答了。
“他们只是不在乎。”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沉默了很久。
“埃文斯。”
“在。”
“明尼苏达州这个小镇,有人民党的支部吗?”
埃文斯沉默了一下。
“没有,先生。太远了。”
陈时安轻声道:
“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