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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杨芳君跟着俞秘书，继续在几家重点国营厂考察。

表面上，一切正常。

但杨芳君知道，自己的内心无法平静。

她该怎么回俞秘书？

答应？不答应？

就在杨芳君心绪不定时，她在下班前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雪莲姐？”

“科长，第三车间的工人和其他车间的工人打起来了。”

“什么？？？”杨芳君握着话筒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今天下午，第三车间的工人说其他车间没按规定劳作，才会产能高那么多，说他们为了竞品无视竞赛规则！”黄雪莲语速飞快，“工人们是在食堂里打起来的，虽然现在已经没事了，但是……但是……”

“但是怎么了？”杨芳君追问道。

“有人说……有人说……都是科长你搞这种竞赛，才导致车间工人不团结，还有人说科长你就是想在领导面前邀功表现，说……说你搞个人主义……”

什么！

黄雪莲的声音依然慌乱，“科长，你明天能不能回厂一趟，我怕……我怕有些人把事情闹大了，传到上面去，对您影响不好。”

“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回厂里。”

挂了电话，杨芳君看着窗外，阳光依旧明媚。

杨芳君坐在从市里返回县城的班车上，看着外面萧瑟的田野。庄稼早就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地，一片连着一片，望不到头。偶尔能看见几个黑点在田里移动，那是趁着冬闲在挖野菜的农民，弯着腰，背篓空空，衣衫单薄。

突然，班车在一个坑洼处猛地颠簸了一下，杨芳君的身子惯性地往前一冲，手里的包顺势掉到了地上。

就在杨芳君弯下腰捡包时，余光扫到旁边——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奶奶也因为惯性，两只手死死抓着扶手，指节都发白了。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上打着好几块补丁，颜色深浅不一，一看就是攒了好几年的旧布。脚上的棉鞋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脚背冻得通红。

车里早就没座位了。过道里站着人，连发动机盖上都坐着人。这年头，班车少，能挤上来就不错了。

杨芳君连忙站起来，扶住老奶奶的胳膊：“大娘，您坐这儿。”

老奶奶一愣，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姑娘你坐，我站着就行，我站着就行。”

“没事，您坐吧。”杨芳君不由分说，把老奶奶扶到座位上。

老奶奶坐下来，喘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感激的光：“好孩子……谢谢你啊。”

杨芳君笑着摇摇头，抓住扶手站稳。班车继续颠簸着往前开，车窗玻璃被震得哗哗响。

她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

前面发动机盖上倒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她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睡着了，嘴边还留着哈喇子。妇女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领口磨得起了毛边，正低着头，用粗糙的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

过道里站着一个老汉，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的背佝偻着，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土地，一双手又粗又黑，指关节都变形了。

车子继续往前开，路边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土坯房，茅草顶，有些房子的墙裂了缝，用稻草和黄泥糊着。

几个孩子蹲在路边，手里捧着碗，碗里黑乎乎的，看不清是什么。他们的衣服都打着补丁，有的补丁摞了三层，颜色早就分不清了。最小的那个光着脚，脚丫子冻得通红，却还在咧嘴笑。

这就是一九七七年的东海。

这就是她生活的年代。

杨芳君的超绝钝感终于在这一刻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