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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建七十八岁那年的秋天，神爱玲先他一步走了。

走的那天很安静。

上午她还在阳台上浇花，下午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医生说，没有什么痛苦，就是老了，心脏停跳了。

郭子建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那双手还是凉的，和他第一次握住它们的时候一样凉。但这一次，他握了很久，也没有变暖。

他没有哭。

他只是握着，一直握着，直到方舟赶过来，把手放在他肩上，说：“爸，妈走了。”

他点点头，松开手，把她的手放好，盖上被子。

“我知道。”他说，“她走了。她累了。”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大雁工程的员工、受助过的学生和家庭、老同事、老朋友。

蒋方斌从国外赶回来，站在郭子建身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陪着。

方舟念了悼词。不长，但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跟神爱玲说话，而不是在念给来宾听。

“……我妈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她年轻的时候在服装厂打工，后来在社区工作，退休了就在家养花、做饭、带孙女。

她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让我爸成了一个幸福的人。

我爸常说，他这辈子最好的运气就是遇见我妈。

我想说的是，我妈这辈子最好的运气，也是遇见我爸。

他们互相成全了对方的一生……”

郭子建坐在第一排，听着方舟念完，站起来，走到灵前。

他看着神爱玲的照片——那是她六十岁生日时拍的，穿着一件红色毛衣，笑得很开心。

“爱玲，”他说，声音很平静，“你先走一步。

别走太快，等等我。我还有些事没做完，做完了就去找你。”

他转身走回去，坐下。这一次，他没有握到她的手。

神爱玲走后的第一个除夕，郭子建一个人坐在阳台上。

方舟和小晚叫他去他们家过年，他没去。他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他泡了一杯茶，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那是爱玲坐的位置。然后他端着自己的茶杯，看着远处的天空。

烟花一朵一朵地升起来，又散开，像大雁张开的翅膀。

他忽然想起五十八年前，那个除夕夜，在县城宾馆的窗前，他握着爱玲的手，说：“以后每一个除夕，我都陪你过。”

他做到了。每一个除夕，他都在她身边。从二十岁，到七十八岁。

五十八个除夕，一个都没有少。

他举起茶杯，对着夜空，轻轻碰了一下旁边那把空椅子上的茶杯。

“爱玲，除夕快乐。”

烟花在天上绽放，一朵接一朵，照亮了整个夜空。远处有笑声，有鞭炮声，有人间所有的热闹和温暖。

郭子建坐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切，嘴角带着笑。

他知道，她听见了。

神爱玲走后的第一个春天，阳台上的茉莉花开了。

那是她生前最精心照料的一盆，每年夏天都要搬到屋里过冬，春天再搬出来。

郭子建不懂这些，但他记得她说过的话——“这花娇气，怕冷，但香得干净。”

花开的那天早上，他推开阳台门，看见几朵小白花颤巍巍地立在枝头，露水还没干。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爱玲常用的那把喷壶，浇了水。

水洒多了，从花盆底漏出来，淌了一地。

他手忙脚乱地去拿抹布，弯下腰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这膝盖还是年轻时下乡搞调研落下的毛病，那年冬天在皖北农村走了十几里路，冻伤了就不曾好全。

爱玲在的时候，每到白天就给他敷热毛巾，一边敷一边念叨：“你这个腿啊，比你还不听话。”

现在没人念叨了。

他擦干地上的水，直起腰，扶着花盆站了一会儿。

七十八岁的人了，弯腰起身上都费劲。他忽然觉得好笑——年轻时能扛着摄像机在工地上跑一天，现在连浇个花都手忙脚乱。

“你看，”他对着空气说，“我还是没学会。”

茉莉花在风里轻轻晃了晃，像是在回答他。

方舟来得更勤了。

以前是一周来一次，现在是隔一天就来一次。

有时候带菜，有时候带药，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坐在客厅里陪他看会儿电视。

郭子建知道儿子在担心什么。

方舟不说，他也不点破。